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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巴金一家六十九载的交往

李菩 《 人民文摘 》(

    这样的故事也许随着巴金的离去而成了“绝版”,但属于巴金和那个时代文人的故事,却永远那样温暖。

    一信之缘

    1936年某一天,正在天津中西女校高二读书的杨静如悄悄地给巴金写了封信,将内心的情绪向从未谋面的作家一吐为快。

    那一年,原名杨静如的杨苡只有17岁。1919年,杨苡出生在天津,父亲曾任天津中国银行行长,家境优越。杨苡很小时父亲就去世了,长她五岁的哥哥杨宪益便成了她的偶像和心中的英雄,但也正是在那一年,哥哥去了英国牛津大学,姐姐也离家去燕京大学读书,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杨苡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苦闷。而这一切,她相信巴金是能理解的——那时,巴金的那部《家》已经在她们这群学生中非常流行,“我觉得我的家酷似他的家,我却不能像觉慧那样,冲出那个被我称作‘金丝笼’的家庭。”杨苡按照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曾任该社总编辑)的地址寄出了这封尽情讲述自己苦恼的信。

    令杨苡意外的是,她很快就收到了巴金的回信。信中,巴金称她为“静如”,落款是“芾甘”。像一个敦厚的兄长那样,巴金温和地鼓励她相信未来,说未来总是美丽的。管教甚严的母亲对女儿的往来信件都要亲自拆开“审查”,但她并不反对女儿与巴金的通信。由此,杨苡开始了与巴金及巴金一家长达六十九年的交往。

    1938年7月,杨苡离开了动荡不安的天津,来到昆明读西南联大。到了昆明后,她与断断续续通了十几封信的巴金有了第一次见面。有趣的是,在信上彼此能敞开心扉地交谈,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碰面却有些尴尬,但告别之后,两人又开始在纸上无拘无束地交流。这在很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循环:再见面两人窘迫依然,但一通信,又恢复到了放松与畅快。

    “文革”期间,杨苡与巴金的通信被迫中断,她想方设法将巴金以前的来信保存下来,为此,她遭受了来自造反派的一记耳光。“文革”后,她与巴金的通信渐渐恢复,1987年,杨苡将巴金写于1939年1月12日至1985年9月28日间的60封信收进《雪泥集·巴金书简》一书中,由三联书店结集出版,它见证了一段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非凡友情。

    那一段若有若无的感情

    杨苡和巴金建立通信后不久,巴金便写信告诉她,自己的三哥李尧林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她可以与三哥通信。

    当时,李尧林正在天津南开中学做英语老师,两人便开始通信往来。

    与巴金的通信不同,与李尧林的通信是避着母亲的,连姐姐、哥哥也不知道。写好了信,按电铃叫来佣人,说是给同学某小姐一封信,而信却通过同学转到李先生手里;李先生回的信,也被偷偷地藏在书里,成功地逃过母亲的检查。

    自从哥哥杨宪益赴英国留学后,失去呵护的小妹杨苡总是感到说不出的孤独,直到遇到李尧林时,她才觉得自己又开心起来。

    在杨苡离开天津去昆明上学前,两人的关系仍定格在“友情”中,但似乎又留下了可以足够想象的空间。

    “我跟他说,我们昆明见”,李尧林好像也没有拒绝,但李尧林最终也没有到昆明。杨苡后来知道,李尧林曾经定了她曾乘坐的太古轮船公司“云南号”船票准备到昆明,但不知为何,后来又将票退掉。

    漫长的等待在一封封长信中消磨殆尽,误解又使这夹杂了抱怨的失望多了一层。1940年,杨苡与热烈的追求者、同为西南联大同学的赵瑞蕻结了婚。两人从此就疏远了。

    1945年,李尧林在上海死于肋膜炎,杨苡再也没忍住,失声痛哭起来。

    “文革”后,杨苡在巴金上海武康路的家里看到了李尧林保存的那些唱片。已把杨苡当成家里特殊一员的巴金的后辈想把这些唱片送给杨苡,杨苡只回答了一句:“什么时候我听这些唱片不会掉眼泪时,我再听。”

    “巴先生”与他的“小朋友”

    到昆明西南联大就读不久的杨苡,接到巴金给她的一封信,说要介绍一位朋友给她,他相信她们两个人一定合得来。那时的杨苡一点也没有将她后来看到的这个大眼睛女孩陈蕴珍,与未来的巴金夫人联系起来。

    性格活泼的陈蕴珍很快和大家成为好朋友——回忆当年,杨苡老人仍习惯地称萧珊为“陈蕴珍(儿)”。因在好朋友当中排行“小三”,陈蕴珍后来用“萧珊”作笔名。“后来有很多误传,说巴金和陈蕴珍(萧珊)是我介绍认识的,其实是巴金介绍我和她认识的。”

    1940年巴金到昆明看萧珊,萧珊一直都称巴金为“李先生”。有一天临时进城的杨苡推开屋子,看见巴金和陈蕴珍很近地坐在一起说话,她也没有太在意。直到有一天,已结婚的杨苡与丈夫赵瑞蕻突然被巴金和萧珊叫来吃饭。回到家后,杨苡无意间回味了一下今天“突然的奢侈”和席间的气氛,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对先生说:“我怎么觉得他俩今天好像是定婚宴啊!”

    1944年,40岁的巴金与萧珊在贵阳宣告结婚。

    巴金是萧珊的全部世界。杨苡回忆,每次与巴金夫妇相聚,总是听萧珊念叨,“应该给李先生买个这个”、“李先生喜欢那个”,比巴金小13岁的萧珊婚后努力扮演好巴金夫人的角色。

    这份幸福很快随着“文革”的来临结束。杨苡说,萧珊喜欢漂亮,建国后她还学了俄语,翻译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努力使自己更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但她还是失败了。

    “文革”后,恢复政策的巴金又出现在公众视野。那时,萧珊已去世几年。杨苡说,一度有关于巴金再婚的谣言,甚至传到了巴金的家乡,但她对这些谣言不屑一顾,因为她知道,那时的巴金,已在一字一泪地开始写那篇著名的《怀念萧珊》,他的心上流着血。

    摘自《活在别人的历史里》文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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