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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贸流变
几乎每一个“敏感”事件过后，中朝边境贸易行情便如风雨中的小船，随波起伏，不由自主。
上世纪90年代，中朝边贸再次红火，李良兵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边贸生意，至今已经15年。从最初的粮食、日用杂货到现在的矿山设备，李良兵经历了中朝边境贸易上的每一次风波。
“私底下的贸易几乎每晚都会发生，打开窗户就能看到对面手电筒传过来的信号。”李良兵说。朝鲜的商社一般什么都做，但各有所长，如部队的商社多做钢铁、矿产；绫罗岛商社的长项是海产品等。通常中方先把货发过去，只需报关、边检，手续比其他国际贸易简化很多。
“大部分走海关，有些产品有配额限制，如粮食，买不够就只好走民间。也有一些中方贸易商为躲关税而走私。”据李良兵介绍，在丹东，许多边贸商往往走公也走私。
李良兵一直认为，他“下海”的那个年代是最好的年代，“1990年，带有计划色彩的官方易货开始减少，民间贸易渐渐变成中朝边贸的主体。”
与李良兵同时代“下海”的还有高新力。高新力是原丹东市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员工，上世纪90年代，高大学毕业后成了该公司的业务员。
“最开始的时候，做买卖的人都在海关等，等朝鲜的班车过来，货也不固定，可能带了一斤两斤海参，也可能是废机器上拆下来的零部件。”高新力说。
1995年前后是对朝边贸“暴利期”。“大多数商品都是成倍的利润，甚至有时1斤面粉能换回1斤铜。”李良兵说。
到1996年，国务院再次下发（1996）2号文件，对包括朝鲜、蒙古、越南等周边国家，统一边境贸易政策。
1996年的文件对丹东贸易或多或少产生影响。有些东西，比如大米、玉米、成品油等开始实行配额限制。“这对朝鲜有影响，对咱们也有影响。”
“刚开始做业务员的时候，一天能跑两三趟。”在朝鲜，高新力受到外宾一样的待遇，吃住都远远高于当地水平，后来情况逐渐改变，每次都要自备一堆食品。
生意就像“掷色子”
在丹东，和朝鲜人做生意的人大多带有一夜暴富的传奇色彩。如有人与朝鲜做海鲜贸易，几年就攒下几千万的身价；有人正在将计算机倒卖往朝鲜，每个月可以赚几万元。
不仅是丹东的边贸商，成功人士中也不乏朝鲜华侨的身影。一个流传甚广的朝鲜华侨做“边贸”的故事是：先穿一件军大衣到丹东，把军大衣里的棉花全拿掉，在丹东买上几百根油条，用塑料袋包好，装进军大衣里穿回朝鲜，再把油条拿出来偷偷卖掉。朝鲜实行供给制，基本生活物资都是凭票供应，有粮票、油票、布票等。这位华侨的几百根油条一下子成了抢手货，赚了至少是4倍以上的利润。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几乎每个朝鲜华侨都会利用出入边境探亲的机会，携带一些食品和生活用品回去。
这些人也为后来丹东过境生意提供了条件。最初的时间里，只要过境设个办事处，雇一个朝鲜华侨做翻译，一家边贸公司就可以开张了。
李良兵在边贸行业摸爬滚打15年，交了不少“学费”。曾经有一次，李良兵把粮食发到朝鲜，对方收货以后就消失了，去单位打听，说是“人已调走”。
“出了事也不知去哪儿打官司，即使签合同也没保障，”生意靠的是人脉，有时为了讨债，还得花钱买通上层关系，李良兵说，“就像掷色子，谁也不知道下一把会不会赢。”
政治脸色
人脉之外，决定生意好坏的还有时局变化。
朝鲜商会社长“玩失踪”并不是最让李良兵头疼的地方，他最怕朝鲜闭关。2006年那次朝鲜核试验就闭关了七天。
对朝旅游也经常关闭。“没准哪天就会通知你旅游中断。”在丹东，报名朝鲜旅游时也会被告知，时间需要提前预订，合同上也需注明“因政治原因停团，旅行社不负责”。
政治气候的变化不定，使中朝边贸蒙上了“敏感”的色彩。
在李良兵的印象中，1992年中韩建交，迅速影响到中朝边贸，很多业务在当年陷入停顿。
一位长期从事中朝边贸生意的丹东人总结出三点生意经：一看市场价格，若有海外援助，价格必然会下降，但若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价格下降，就可以判断为走私在横行；二看人口流动，对人员进出境管理的松紧程度则显示了其国内的开放与稳定程度；三看党政军的人事变动。
“开放”猜想
在丹东，新的跨鸭绿江大桥已经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显然，地方政府官员对大桥的建设充满期待，丹东市长赵连生在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说，新建一座鸭绿江新大桥，将对中朝贸易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际社会一种乐观的猜测是，朝鲜或将效法中国30年前的改革开放。不过，丹东外经贸局的官员却稍显谨慎，“朝鲜的体制很特殊，不会轻而易举走开放的路。”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0.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