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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革”的狂飙刮起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陷入了两难境地。情急之下，他率先向自己放火，没想到，此举助长了极“左”思潮的扩张，而他也被卷进了这场劫难中。
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郭沫若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0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由此揭开了“文革”的序幕。
经过建国后一系列政治风波的郭沫若，预感到这场运动来势凶猛，内心十分惶惑。一边，发动这场运动的是自己紧紧追随了几十年的毛泽东；另一边，运动一开始牵连出来的就是几十年知之甚深的至交老友。说吴晗、田汉、翦伯赞这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怎么能够接受？唇亡齿寒，他预感到自己也到了危崖边上。
1966年1月，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转请辞职的信，但未被批准。此后，有些人开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郭沫若，对他的文艺作品和史学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提出质问，有的问题上纲上线，比如对他《满江红·领袖颂》中的“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有人指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
这年4月，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解放军报》公布了。他们全盘否定了“五四”以来，特别是30年代文艺工作以及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部成就，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情急之下，郭沫若决定向自己放一把火。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即席发言，讲出了当时令文化界颇为震惊的一段话：“几十年来，（我）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谁知，正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对郭沫若的讲话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要求《光明日报》尽快发表郭沫若的讲话，要使这篇东西成为“文革”的一发“信号弹”。最后，郭沫若的讲话稿被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看了感到很好，于是大笔一挥，同意见报。
他失去了两个儿子
郭沫若要求“焚书”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国内知识分子读后瞠目结舌，国外反动势力也利用这篇讲话大肆攻击中国。许多日本友好人士要求到中国访问郭沫若，看他是否是被迫发表“焚书”言论。
狼狈不堪的郭沫若不得不出面解释他要自己“烧书”的意思。1966年7月4日，他在北京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为自己的讲话作了一番解释：“我检讨了我自己……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
然而，北京大学已经开辟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那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
196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1944年1月9日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其中原有的“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两句被删掉。这在“文革”中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令郭沫若毛骨悚然，诚惶诚恐。他觉得自己开始陷入一个黑色的漩涡，随时都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必须表示自己拥护“文革”的“决心”，必须“保护”自己。
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向毛泽东表达忠心。
其间，由于周恩来把郭沫若列入了应当保护的一批干部的名单，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名单，郭沫若终未遭到被红卫兵批斗的厄运。
然而，“文革”的风暴，还是夺走了郭沫若两个儿子的生命。其小儿子郭民英在中央音乐学院被人揭发搞“特殊化”，1967年4月忧郁自杀。第二年4月，郭沫若的爱子郭世英又被造反派绑架关押，折磨致死。
“文革”开始仅两年，郭沫若就失去了两个心爱的儿子，这怎能不叫他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他不敢也不能怀疑和抱怨这场运动，只能强忍着悲痛把泪水往肚里流。
“灭顶之灾”千钧一发
1971年“9·13”林彪叛逃事件，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刺激。他一贯的思维方式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林彪说我是秦始皇，我就要公开宣称自己就是“当今中国的秦始皇”；林彪喜欢孔夫子，那么我就要狠狠批一下孔夫子。不幸的是，郭沫若几十年前所写的《十批判书》，成了这场批林批孔运动的突破口，使晚年的郭沫若又一次受到严重的精神创伤。
1973年春，毛泽东写了一首批评郭沫若赞扬柳宗元的顺口溜（注：柳宗元是赞扬秦始皇中央集权、反对分封制的唐代著名诗人和政治家）：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这首小诗为毛泽东提出“批孔”放出风声。同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意见。毛泽东还命人赶排了大字体的《十批判书》，供“评法批儒”之用。
8月5日，毛泽东又让江青记录下他的新作《读·封建论·赠郭老》一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拿到了“上方宝剑”的江青，立即赶到北京大学，组织了一班人将郭沫若著作中颂扬儒家的话摘录出来，准备印发各地作为批判的靶子。
郭沫若的“灭顶之灾”千钧一发。幸亏毛泽东发现后及时制止了江青，并明确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
为维护总理的英名，保持庄严的沉默
尽管有毛泽东的保护，郭沫若还是遭到了江青一伙的迫害。1974年1月25日，郭沫若被指定参加了北京“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江青毫不留情地点了郭沫若的名，进而指责郭沫若对待孔子的态度同林彪一样。郭沫若惊惧而愤怒，急火攻心，患上肺炎住进医院。
在“文革”的高压和“四人帮”的淫威之下，病中的郭沫若不得不做一番诚恳的“自我批判”。他于1974年2月7日，抱病捉笔，写下了两首七律奉呈毛泽东，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并彻底推翻了自己多年来所坚持的学术观点。
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伙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江青在意大利安东尼奥尼拍的纪录片《中国》问题上大做文章，妄图给批准安东尼奥尼来华的周恩来强加上“卖国主义”的罪名。在会上，江青点名批评郭沫若，暗中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恶毒地指责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两次让这位82岁的老人站起来蒙受羞辱。
几天后，江青又到郭沫若家，威逼郭沫若写检查，承认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物，并暗示当时与王明同在长江局共事的周恩来也有责任。郭沫若早已洞悉江青一伙的阴谋，在江青喋喋不休的3个小时纠缠中，始终保持沉默，不给任何应允。
为了维护周恩来的英名，郭沫若的沉默，也许是他在10年“文革”中最具光彩的一页。
摘自《党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