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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是耀眼的“学雷锋标兵”，如今是一座冷清的雷锋资料展览馆的馆长。
那个年代，那个雷锋
尽管出生和成长在安徽省全椒县，61岁的何朝海更愿意说自己是福建省沙县人。
“1960年大饥荒外出讨饭到沙县，那里的一户人家救了我，给我上了户口。”坐在中国雷锋资料展览馆的院子里，馆长何朝海解释说，是在沙县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这一生。
院子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南小街，他在1989年花10万元买下，户主则写的是“雷锋资料展览馆”。
里面陈列着雷锋生前用过的马灯、读过的《毛泽东选集》、训练时用过的木枪和存折照片等物件。搜集这些东西，何朝海前后花了几十年。
不过，这些物件只能在白天里看见。因为缴不起安装费，陈列室里没电。到了冬天没暖气，水管被冻住后，则会没水。
作为一家民办展览馆，老何已经苦苦坚持了30年。如今，满眼荒草和树枝的院子里，24间平房已经失修，墙上的标语也已模糊。白天会有志愿者来帮忙，而夜晚只有小狗陪在老何身边。
院子周围，是近几年新建的一座座居民楼，但晚上亮灯的没几户。“那都是人家的第二套、第三套房了。”老何说。他至今没房子，在夜里看到这场景，常觉得心酸。
不过，一旦跟人谈起雷锋精神，他瞬间会由心酸变得兴奋。
前不久在火车上，他正吃方便面，得知他身份的列车员指着他问道：“您说句实话，一个只活了22年的人，有什么可学的？”
老何告诉他，雷锋6年做了200多件好事，还送给他一本有关雷锋的书。接下来，老何又不厌其烦，系统讲解了他从雷锋身上总结出来的“五子精神”，听得列车员瞪大了眼睛。
这位列车员不知道，像这样宣传雷锋精神，对老何来说，实在是家常便饭。在雷锋逝世后的48年里，老何有47年所做的事情，大都与学雷锋有关。
1982年，何朝海从北京复员还不到一个月，便“被北京市人民政府请了回来”。时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韩作黎想请他担任专职校外学雷锋辅导员。在复员之前，他是北京知名的“学雷锋标兵”。
1963年，在毛主席为雷锋题词第三天，14岁的何朝海便和6个沙县青年成立了学雷锋小组。两年后，他到北京参加了雷锋精神文艺宣传队。宣传之余，他会去农村拾粪、到工厂干活，还会去车站擦栏杆。这一切都被写进他的档案。
正是有了这份档案，何朝海在19岁入伍后，便被列为“学雷锋标兵”，和其他19个战士一起专职学雷锋。
他不仅不用扛大炮，而且在3个月后入了团，3年后就提了干。“他们说我比雷锋有福，雷锋22岁就走了，我22岁就当了官。”回忆起这些，老何一脸的幸福。
1973年3月5日，他更是因为学雷锋荣立三等功。部队政治处还专门举行何朝海学雷锋事迹展和演唱会。他蹬着大三轮，拉着展板巡回宣传雷锋精神的情景，据说还上了《新闻联播》，他还被北京市的100多所大中小学校聘为校外学雷锋辅导员。更令他自豪的是，那时他走在大街上，隔三岔五会被人认出。
尴尬与坚持
这种自豪，如今在老何回忆往事时隐约可见。但更多时候，他感受更深刻的是尴尬和失望。
1995年，南方某城市请老何去宣传雷锋精神。这座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城市竟然对雷锋有兴趣，令何朝海倍感惊喜。他决定送他们一个雷锋半身塑像。
不料上火车时，他被列车员拦住，理由很简单，“火车是装人的，不能装死人像”。听到“死人像”的说法，老何及时纠正道：“这是雷锋像。”
“那得买票。”列车员说。何朝海打算买张硬座票，列车员又发话了，“雷锋坐什么座位啊？得买卧铺。”由于上铺和中铺都放不下，他只好花300多块钱，为雷锋塑像买了张下铺票。
15年过去了，这事老何至今想不通。
他记得上世纪70年代搞学雷锋展览，他们从天安门到永定门，面包车逆行时被警察拦住。看到车里装着雷锋塑像和展板，警察了解情况后，连忙对雷锋塑像敬礼，说“对不起”，然后立即放行。
那时他讲雷锋的故事，唱雷锋的歌，周围的人都觉得很正常，也有人听。1981年，这个专职的“学雷锋标兵”，开始收集关于雷锋的照片、诗文和发言稿等物件，在西单附近的新文化街建起雷锋资料展览馆。他还为小儿子取名“何弘扬”，希望他能弘扬雷锋精神。
然而，他很快便发现，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信仰也没那么坚定”。那19个跟他一起学雷锋的战友，由于“家庭观念强”，早在1976年已陆续离开。
展览馆在坚持8年后，不得不搬到城郊这座院子里。
老何坚持声称学雷锋没错，但他也无奈地发现，“从1983年起，每隔10年纪念毛主席题词时，会有一次高潮，其他时间都是低潮。”
不仅如此，有个干部，找老何买了3000本学雷锋的书，如今20年过去了，那张6000块钱的欠条一直没兑现。而老何因为搞展览不去单位上班，经常被扣工资。最少的两个月，他每月只领到30多元钱。
执着与坚持
这一切都没有让老何关闭展览馆。雷锋生前的战友乔安山，在1998年第一次到展览馆，他拍了拍老何的肩头说：“不容易啊，老弟。”老何也常跟人感叹“日子越来越难”，但每天还是会把陈列室打扫得一尘不染。有人求助时，他也会尽力支援。
2002年，河北省高碑店市一名拆迁户因为拆迁补偿不到位，找到何朝海，希望这个“代表雷锋，可以主持正义”的人前去协调。何朝海便亲自出面，事情最终协调得很圆满。
而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他不由得感叹：“没钱、没权、没物质力量，根本不行。”
何朝海有时也反问自己：“人往高处走，为什么我要往低处走呢？”在被请回北京后，何朝海先是在教育部中学司担任办公室秘书。后来，他决定还是回到自己应该在的位置，当专职校外学雷锋辅导员。“我33岁已经是正处级秘书，如果一直留在教育部里，现在最起码也是个司局级干部。”他苦笑着说，他也曾后悔过。
但在副馆长卢素敏的记忆里，“社会在变，馆长始终没变”。每次开会时，何馆长总会强调，“一定要坚持下来”。
去年冬天，老何生病了，没钱治。他和儿子何弘扬找到区教委，讨要1996年以来停发的工资。教委的一个领导劈头问道：“学雷锋的要什么工资？”然后告诉老何：“谁让你学雷锋，你找谁去！”
“党让我去的，我都有批件。”他还未来得及拿出当年各级政府或部门的批件，领导已经指示：“那谁批的，你找谁要去。”
这种经历近乎羞辱，但想到也有人说自己“是对党忠诚”，他就觉得欣慰，并决定咬牙坚持。只是他发现，这种坚持真的越来越难了。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0.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