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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战局的变化，白家颠沛逃亡的宿命是从桂林这座城市开始的。“我们全家两边八十多口人啊，一起跑。”这一跑，就从1944年跑到1949年。
1944年的重庆，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7岁，他因肺结核被隔离在自家宅院后的一个山坡小屋中。从那时起，他开始习惯孤独的生活，习惯从窗帘一角窥探这个世界。日后，那种孤独和阴柔的潮气逐渐渗透到他的作品中。当然，7岁的白先勇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一名作家，他只知道，自己的父亲总在前线，而自己和家人总在颠沛。
当年，长沙、桂林相继失守后，白家随白崇禧从桂林迁往重庆。“那段日子，打仗、革命……”如今73岁的白先勇缓缓地说。
桂林—重庆，逃亡开始了
一到重庆，白先勇便进入塘峡口旁边的西温泉小学就读。“我父亲是个军人，但是很注重教育。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想着让我们到最好的学校去念书。”白先勇回忆。
入学后不久，白先勇每日下午开始咳嗽、发烧，随即由其父白崇禧的军医诊断出他的肺结核已到二期。家人推断，肺病是由白先勇的祖母传染，而家中一老一小的肺病其实也与战乱中的颠沛有关。
白先勇的童年在桂林度过。1944年3月16日，白崇禧的母亲马夫人九十寿辰。白家为老人设宴祝寿，蒋介石特派何应钦前往桂林代为祝寿，史迪威、李济深等一系列军政要人、社会名流云集桂林白府。
就在白府为老人摆酒设宴的时候，抗日战争犹酣，日军已经攻下华中。两个月后，长沙失守，1944年11月11日，桂林沦陷。
“逃难啊，我虽然小，但是也知道是在逃难。”白先勇叹口气说，“我们全家两边八十多口人啊，一起跑。”
父亲白崇禧军令在身，只有母亲带领一家失魂落魄的老小踏上旅途。
重庆—南京—上海，政权更迭的前兆
父亲并不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在白先勇心中，白崇禧确实是儒将。
但居住在重庆的一段日子，每次见到父亲，白先勇都会看到他肃穆的表情。最初是因为白先勇的肺病，后来，战火的温度开始舔舐周遭的空气，父母之间谈论着“贵阳不保”、“重庆危急”……
转变似乎是突然之间的事情。收音机里传出日本投降的消息。人们在庆祝战争的结束，却不知另一场战争的阴云已经漫卷天边。
抗日胜利了，但命运注定还要迁徙。告别愁云惨雾的重庆，白先勇一家来到南京很快又去了上海。
那时白先勇肺病未愈，被家人安排在虹桥的一座洋房中，生活回到了寂寥。“在上海郊外囚禁的三年，我未见到真正的访客。”白先勇在日后的文章中如此写道。于是，他开始了阅读。
随着国共内战逐渐升温，囚于上海一隅的白先勇却终于养好了肺病。他不会错过他久违的繁华世界。他开始去国际饭店，看好莱坞电影，生活中终于有了些公子的样子。
这是上海最后一刹那的繁华，回光返照般。国民党战事节节败退，上海物价飞涨。1948年9月开始，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国民党基本接连失败。
“我能感到大人的那种焦虑。”白先勇回忆着，“大人们在那议论，可能要走了，要走了。”那时候白先勇经常要打背包，熟练得很。“用油布打背包，那时候被褥不好买的，被褥最重要。”白先勇笑呵呵地说。
政权更迭的前兆就这样印在了一个10岁孩子的记忆里。
告别大陆
1948年年底，白崇禧担任华中军政长官，战事危急中，白先勇由母亲带领，随全家撤出上海返回南京，立即从中山码头乘船赴汉口。白先勇说：“父亲一直在前线，只有我母亲撑在那。”
短暂停留后，一家人再次南下广州。两个月后，1949年9月，母亲便领着一家人又登上了轮船，这次的目的地是——香港。身后的大陆正经历着政权更迭的改天换日。白先勇所熟悉的一切都被“新中国”的气象涂抹成另外的样貌。
白家并未就此安定下来，他们面临着又一次迁徙。1949年12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两个月，白崇禧由海口飞往台北。不久白先勇的母亲也前往台北与丈夫团聚，并于台北松江路安家。
此时的白家经过多年迁徙流散，大家庭早已无法团圆在一处。子女中有人去往美国读书，有人跟随父母定居台湾，而12岁的白先勇留在香港继续上学。
1952年初，白先勇从香港前往台北与父母团聚。比起战争时期的逃难之旅，这样的团聚充满了温情。相对于上海、南京的繁华，那时的台北显得破旧而衰败。白先勇现在还记得，他家居住的地方周围都是石子路。“还住过木板房呢。”白先勇回忆。在那里他终于有了一段安定的生活，直到1963年去美国留学。
此次他到北大开设昆曲课程，他打算把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留给“世间最美”的昆曲。梦幻瑰丽的昆曲似乎是他颠沛幽暗童年的一个反面。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0.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