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钦典的“黑”“红”人生

    在河南的农村，有个老人，名叫杨钦典。他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奉命参与了暗杀爱国将领杨虎城及其家人、随从的罪恶行动，并用双手卡住年仅8岁的“小萝卜头”的脖子，与另一个特务合力杀害了这个幼小可爱的生命。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对人民犯下大罪的国民党特务，却以近九十岁高龄平静地老死家中。这件显然有违常理的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呢？

    奉命刺杀“小萝卜头”

    杨钦典1918年出生于一个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1940年春，粗通文墨的杨钦典考入胡宗南办的西安军校七分校教导团。两年后，已经24岁的杨钦典被分到胡宗南部的一个骑兵部队，成为一名骑兵。“当兵扛枪，肚里不慌”，这就是杨钦典参军的初衷。

    1945年，杨钦典被派到歌乐山集中营内担任白公馆看守班班长，负责看守关押在白公馆内的重要“政治犯”。

    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接着迅速挥师挺进华南，国民党反动派的末日到了。眼看大势已去，蒋介石指示毛人凤把重庆集中营的“政治犯”杀掉一批。

    1949年9月6日晚上11点多，在贵阳息烽监狱被囚禁了近8年的杨虎城及其一双子女，还有随后从重庆被转押到贵州的宋绮云夫妇及“小萝卜头”一行到达重庆。刚刚进入“戴公祠”，王少山就从门后冲出，迅速将匕首捅进了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的腰间。杨拯中惨叫一声，跌倒在地上。杨虎城回头看时，另一把匕首也捅进了他的腰部。随后，宋绮云及妻子徐林侠也被杀害。

    据重庆有关方面保存的一份《审讯笔录》记载，1977年3月27日下午，杨钦典是这样交代其参与杀害“小萝卜头”的经过的：我们在外面那间屋子藏着，等宋绮云和他儿子“小萝卜头”走进里面的那间屋子，我一下子冲进去，上去就用手卡住“小萝卜头”的脖子。按在地上时他还没有咽气，一直在呻吟。看守长杨进兴杀死宋绮云以后，走过来就用刺刀往他的脊梁骨处刺去，“小萝卜头”才死了。

    关键时刻开牢门

    奉命杀害“小萝卜头“后，杨钦典一直沉浸在一种深深的罪恶感和自责当中。眼看国民党的部队节节败退，杨钦典内心深处也开始惶恐不安。

    1949年10月的一天，杨钦典巡逻到白公馆一牢房门口，罗广斌喊住了他，说：“老杨，你知道吗？新中国成立啦！”杨钦典一惊，四处看了看，小声说：“别乱说。”罗广斌告诫道：“老杨，听我一句话，国民党要完蛋了，别给他们卖命了！”

    1949年11月27日，大溃败中的国民党丧心病狂，实施了震惊中外的歌乐山集中营“11·27大屠杀”。大屠杀时，正赶上杨钦典值班。当时白公馆共关押着40多名政治犯，分由国民党保密局司法处和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管理。屠杀时也由他们分别执行。到了晚上10点多，仅仅剩下19人来不及屠杀。杨进兴带领一帮看守逃命去了。

    渣滓洞方面不时传来枪声。杨钦典又一次巡视到牢房门口，罗广斌急忙招手唤他过来说：“老杨，要赶紧拿定主意，想办法把我们放出去。重庆眼看着就要解放了，错过了这个机会，到时候你想立功赎罪也晚了！”

    “我可以放掉你们，但是杨进兴他们肯定会要我的命。再说，重庆解放后，共产党和解放军会饶了我吗？”杨钦典说出了一直萦绕在心头的顾虑。

    “这一点请你放心。我们这些被你放出去的人可以为你作证并承诺：一、保证不让解放军杀你；二、证明你为共产党做过不少工作，功大于过，争取让政府给你安排工作；三、保证不再追究你的过去。共产党说话从来是算数的！”

    杨钦典要的就是这样的承诺。于是，他返身到楼上提了一把锤子，很快回到罗广斌所在的囚室，叮嘱罗广斌：“你把钥匙和锤子拿好，等一会儿打开房门后就把它扔到下水道里。不过这会儿先不要走，外边还有人，过一会儿，只要听到我在楼上跺三脚，你们就赶紧出门往后山跑。”

    杨钦典放走罗广斌等一批人后，又恐怕把守白公馆的其他军警发现后追赶他们，便在出门望风的时候，“顺便”告诉那些警卫：“共军进城了。”那些家伙一听，连忙撤离，自顾逃命去了。

    1949年11月30日下午，解放大军攻进山城重庆，重庆宣告解放。第二天，在罗广斌的带领下，杨钦典到重庆市公安局登记自首。罗广斌等人为杨钦典作证，说他在关键时刻有立功表现，请求给予其宽大处理。政府根据罗广斌等人的证言，不仅没有追究他过去的罪责，还准备把他安排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此时，河南郾城老家来信催杨钦典回家，说老母亲想他，家里分了地，但没有人种。政府根据他的意愿，给他发了路费，让他平安地离开了重庆。

    回到家乡后，杨钦典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二度立功过余生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年7月的一天，重庆市的公安人员来到郾城周庄，当场宣布“逮捕国民党特务杨钦典”，在他家里搜查潜伏令、委任状、电台之类的东西，但什么也没搜出来。随后，杨钦典被押解回重庆，判处有期徒刑20年，关押在四川省第一看守所。

    杨钦典在重庆服刑期间，当年被他放出来的那19个人也全部被隔离审查。有人说：“当时大多数人都被杀掉了，为什么这19个人能侥幸从监狱中逃出来？”所以，一些造反派便逼迫杨钦典承认罗广斌这19个人不是他放出来的，全是国民党安排潜伏在大陆的特务，但杨钦典一直不说违心话，坚持事实：“他们就是我放出来的！”由于杨钦典坚持不说假话，在关键时刻第二次救了这19名同志。

    “文革”结束后，杨钦典的家人先后向重庆市有关部门寄出了8封申诉信。同时，那些被杨钦典救过的已经平反的19名同志也到处为杨钦典奔走，证明“老杨”无罪，要求政府尽快释放“老杨”。

    1982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杨钦典的申诉作出判决：撤销原判决，对杨钦典不予追究。

    杨钦典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家乡。然而，在被关押的这10多年里，大儿子杨存良因父亲的事受到牵连，生产队会计当得好好的，就被撤了职，直到31岁才结婚。老伴在盼夫无望中病故。尽管如此，杨钦典从没抱怨过。他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有罪，他应该得到一些“报应”。

    到了老年，大儿子先于杨钦典离世而去，他的生活过得有些拮据。有人告诉他，像他这样的有功之臣可以向政府申请一份生活补助，但他却认为自己曾有罪过，不该享受，就一直没有向政府张口。他吃着平常的农家饭，穿着平常的农家衣，见人总是笑着打招呼，陌生人怎么看他也不像个曾经有过“非常经历”的老人。2007年11月17日，杨钦典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病逝于老家周庄，享年89岁。

    摘自《党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