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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死亡之谜

王丰 《 人民文摘 》(

    纵观陈布雷这一生,对蒋介石堪为忠心耿耿,鞠躬尽瘁。诚如致蒋遗书中,陈布雷剖心之论:“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陈氏弃世一周年,他的昔日同僚陶希圣尝谓:“党的分崩离析是布雷先生最伤心的一事。……他临终一日的日记中,他对于党的团结问题,流露了忧愤的心境,也寄托了迫切的希望。在他自悲的情绪之中,这无疑是重要的成分。”

    在“党国”危如累卵之际,陈布雷猝然自戕,必然在他身后留下诸多飞短流长,纷纭臆测。从陈氏遗留之生前文稿,与近十封墨未干的遗书,可明显透露其厌世的真正原因。印证当时国民党诸要员的追念文章,不仅可以看出死因端倪,也可以从国民党方面的视角,对陈氏死亡之谜,找到另一个可资寻思的路径。

    譬如,在陈布雷去世前两天写的杂记中,有这么一段话,似乎可以从中追索出他思想日趋灰色的幽微:“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些可惜。而今我是为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一天天拖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

    事发当天,蒋君章是进入陈布雷房间,查觉陈氏已亡故的第一人,他曾将亲历目睹陈布雷自戕身亡之情景,于1949年陈布雷之忌日,写成《悼念布雷先生》文章。

    文中详细缕述了当天情境:“……去年今日(十一月十三日)秋高气爽的早上,我照例打完太极拳,看完报纸,坐上我的办公桌。大约是九点半吧,电话铃响,我拿起一听,是中央党部催布雷先生开会。我问了随从一声,知道还没有起来,我想起两天以前他关照我不要让他见客,昨天总理诞辰,也没有去参加,他是需要休息,因此我就替他请了一次假。”

    “十点零五分了,门还关着,我奇怪了,布雷先生平时八时左右必起床,起床以后再休息是常有的,但不会关门;就是平常度夜,也不是常常关门的,为什么此刻还是关门不起?莫非有何不祥?”

    因见陈布雷房门紧闭,为一探究竟,蒋君章要副官陶永标站在茶几上,设法打开陈布雷房间的气窗,陶永标、蒋君章两人慌慌张张打开房门,惊心动魄的一幕闪现在他们面前,蒋君章写道:“天哪!蜡黄的脸,睁开了的眼,张大了的嘴,而枕旁边却是一封给我的信,这是我平生所遇最大的晴天霹雳,是麻木了吧,一点没有感觉,本能地立刻拉开他的被窝,抚摸他的手,是冰冷的了,又抚摸了他的脚,是僵硬的了,最后抚摸他的胸口,还有一点温暖……”

    一阵忙乱之后,连同蒋介石的专用医师在内,一共来了三位大夫,打了几针强心针,最后宣告急救无效。这时,除了蒋君章,还有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芷町等高干,聚拢在一块商量该怎么处理陈布雷的后事。第一时间,他们担心该如何对外发布消息,陈布雷给蒋君章的遗书里已经有了具体的交代:“此事可请芷町、希圣诸兄商量,我意不如直说‘自从八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

    陈布雷被发现自戕身亡后一个小时,“总统府”第二局局长把陈布雷的遗书亲呈蒋介石,遗书如是开头:“介公总统钧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应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

    摘自《民主与法制时报》2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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