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县矿难的利益图谱

    时至今日，在河北蔚县乃至整个张家口市，发生在2008年的“7·14”事故仍是讳莫如深的话题。

    2009年11月，国务院对这一事故的调查报告做出批复。批复认定，这是一起非法盗采国家资源、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恶意瞒报的责任事故。包括蔚县和张家口市多位官员在内的66名事故责任人受到责任追究。

    随着处理结果的公开，围绕着蔚县矿难的利益纠葛日益明晰。

    举报者曾是合伙人

    认识矿主李成奎的人认为他这次“点儿很背”，究其原因，是因为之前的人品没“攒”好。

    李成奎曾和一个夏姓四川人联手开矿，对方入了1000万元的股。煤矿挣钱后，李成奎不肯分红给对方，甚至连当初投入的1000万元都赖账。不久，姓夏的离开蔚县，到了山西。但李成奎的矿上还留下了不少“他的人”。

    “7·14”矿难发生后，夏很快得到消息，并拿到了遇难者姓名、获赔金额等详细信息，辗转举报到国家安监总局。

    “最早接到举报的是总局的调度司，但他们下去调查时遇到了很大阻力。”国家安监总局办公厅信访处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信访处第一次接到举报是在8月9日，随后又接连接到多个举报，“不知道从哪调查来的名单，这一举报对之后的查处起了大作用，国务院很快成立了调查组。”

    即便这样，前后调查也用了近一年的时间，“阻力太大，据说矿主为了摆平这件事花了将近一个亿。”

    官员比矿主更想瞒报

    “如果没有瞒报，上面的领导顶多背个处分或免职，不至于受刑事处罚，对蔚县的冲击也不会这么大。”蔚县煤炭工业安全管理局局长李志全慨叹。在前任局长平川因“7·14”事故被移送司法机关后，李志全于2008年9月27日临危受命。

    事故发生后，县里为是否上报消息专门开过会。最终，事故被隐瞒下来，而且一瞒就是80多天。

    “矿主想瞒，地方官员更想瞒。”张家口一位退休老干部认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官位，而且有些官员可能在其中还有股份。” 

    然而，即便不出事，矿主李成奎也会在逢年过节拜访各路官员，红包至少要5000元到1万元。

    “作为矿主，平时打点官员是正常的，人之常情嘛。”蔚县一位矿主表示，“至于书记、县长这些年来一共收了多少钱，法院最终会认定一个数字，但实际数字只可能更多。”

    张家口市安监局此次也成了“被调查对象”。

    记者和他们的“娘家”

    国务院的批复中称，为瞒报事故，矿主共支付260多万元用于收买记者。初步查明，10名记者涉嫌犯罪。

    “被封口”，使得“7·14”矿难的消息未能通过正常渠道发出。中新社河北分社的一位记者称，他得知这起矿难已是一个多月之后，只看到来自网络的只言片语，“我们赶过去时，县委书记和县长已经被双规了，县里和市里的有关部门都不接受采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常毅峰告诉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已经介入，正在调查。回来后，我们给省安监部门写了个内参。”

    之后不久，常毅峰也卷入了“7·14”系列案件，而今仍被羁押在崇礼县看守所。49岁的常毅峰毕业于河北大学哲学系，此后一直在张家口市委宣传部工作。

    对常毅峰的指控为“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2008年7月下旬，北京某报记者给常毅峰送去了李家洼矿难的采访样稿，要求其核稿。之后，张家口市煤监局局长杜建学、蔚县副县长王凤忠均看了这份样稿。7月29日，王凤忠等人找到常毅峰，请求其出面，阻止记者报道蔚县矿难，常答应帮忙。此后几天，常与该报总编联系，最终以做25万元专版广告为条件，换取对方不对蔚县矿难进行报道。

    蔚县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沈建明表示：“媒体和宣传部互为娘家。记者找到宣传部，宣传部帮助联系有关部门，到最后涉及所谓的封口费，就把宣传部扯进去了。”

    被指曾“成功”瞒报特大矿难

    “如果不是因为之前有过瞒报成功的经历，这一次恐怕也不敢这样做。”蔚县一名矿主说。

    2007年12月4日，张家口市国资委所属蔚县黑石沟煤炭开采有限责任公司东翼井东三大巷发生矿难。在国家安监总局的网站上，可以查到有关这起事故的报道，死亡人数为8人。

    “黑石沟矿难，我在第一时间就接到消息了。”这位矿主透露，当时他还打电话到现场打听，问死了多少人，什么原因。对方给出的答复是，8个人，顶板塌冒，“我一听，得，上面已经给定调了。”

    此后，这位矿主得到的实际数据是死亡40多人。而在一些论坛上，甚至有人称，这起矿难中有108人遇难。知情人说，由于黑石沟矿难涉及更多官员，了解情况的人也并没有打算把这件事死往上捅，因此被侥幸瞒了下来。

    “之所以报了8个人，是因为当时遇难者中有8个是本地人，其他都是外地人。这些外地遇难者大部分被运到临近的山西火化。”上述知情人士称，“那次矿难，封口费也花了不少。”

    新上任的李志全则认为，问责制度也存在一定问题，“蔚县有91个煤矿，任何一个煤矿出了事，追责都会追到我这儿。出了事我是有责任，但不应该一刀切啊。应该调查问题出现在哪个环节，然后逐级追责。”

    蔚县一名矿主也表示，这种“一刀切”的问责方式，也导致不少地方官员因为害怕官位不保而设法瞒报。

    后“7·14”时代的艰难重组

    矿难发生后，蔚县煤矿基本全部停产，搞资源整合。一个占县财政收入60%以上产业的停滞，对当地无疑是巨大的打击。李志全称，这一举动直接影响到30万人的生活，有67个塌陷村无法治理。

    “7·14”事故后，当地政府提出，要改变过去“一煤独大”的经济结构，搞多业并举。此外，酝酿于2005年的煤炭资源整合也被迫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李志全承认，“7·14”事故对蔚县规范煤炭秩序起到了根本作用，“如果没有这个事，要发生良性转变可能还得若干年。”

    李志全透露，资源整合最早可在今年6月完成。“整合完成后，无论从资源的合理利用还是安全监管，都会得到改善。至于官煤勾结，不能说完全杜绝，但应该可以减少。”

    “坐在这个位置上，压力太大了。”李志全称，有时甚至不想干了，“刚来时，新任的书记和县长找我谈话，说一定要抵住金钱和美女的诱惑。这一年多，有恐吓电话，我顶住了；领导的亲戚走后门，我也顶住了。但即便我抵御住了任何诱惑，也难免以后不出矿难啊。我认为，政府应该制订一系列制度，明确一下哪个煤矿归谁管。”

    而今，李志全小心翼翼地提醒着自己，生怕“走了老路”，他指着院里停放着的几辆汽车，“看这些破车，我到煤炭局后，一辆都没换。”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2009.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