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我的人生一直跟着中国在变

    常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加拿大人大山，从1984年学中文至今，不仅亲身经历了中国一段最激动人心的历史进程，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老外”，成为继白求恩之后在中国最出名的加拿大人。可以说，“大山现象”本身就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美丽注脚。

    大山的普通话讲得好是众所周知的，因为许多中国人都说他“是外国人，但不是外人”。绝大部分中国人更是只知他叫“大山”，早就忘了他的本名——“马克·罗斯韦尔”。

    “20多年来，我跟中国一直有着亲密的联系，我的人生一直跟着中国在变，我演的节目在变，我做的事情在变……”善谈的大山用了一个排比句。

    对在太平洋两岸间穿梭的大山而言，他最直接的感受是中国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便捷了。他首次去中国时，是从渥太华飞到纽约，从纽约飞到汉城，从汉城到香港，再坐火车到广州。“现在就方便多了，多伦多直飞北京13个小时就到了，吃个饭，看两部电影，睡个觉就到了。”

    大山回忆，为了省钱，来中国学习的头两年，他一次也没回国。那时没有互联网，打国际长途电话一分钟要26元人民币，跟家里沟通都是靠写信。信寄到加拿大要两个星期，然后再有两星期才能收到家里的回信。

    “那时还有外汇券，1比3。但按上世纪80年代的消费标准，26元可是不少钱呢，在学校食堂，1元吃得不错，2元就吃小炒了。26元打1分钟的电话，谁受得了啊！”大山绘声绘色地说，“现在什么都变了。拿手机打，1分钟4块钱，还是按2008年的生活水准。更别说还有免费的网络电话。”

    当初让大山下定决心学中文的，是《加拿大商业》杂志一篇关于中国的封面报道。大山清楚地记着那期杂志的封面：画面主体是用石头雕出来的两个大字——“中文”，寥寥几个人站在这两个字上面，一堆人站在下面仰望，有点可望不可及的感觉。画面下方写着这样一行字：“将来我们最需要的语言，恰好是我们目前学得最少的几种。”

    大山说，他在“学中文有没有用”和“学不学中文”等问题上，和当时很多西方人一样，都是心存矛盾。

    “当时，像‘东方睡狮在苏醒’、‘21世纪属于中国’等说法都有了，但大家还是觉得很夸张。但在现在看来，这一点都不夸张。”大山幽默地说，20多年前，他之所以能靠说相声、小品起家，完全靠的是中国观众对外国人讲中国话的一种“新鲜感”，要放到现在根本就吃不开了。“那会儿我说北京土话，一句‘盖了茸儿了’，绝对哄堂大笑。现在再这么说，绝对不会有那种‘大包袱’的效果了。那个年代早就结束了。”

    大山说：“现在中国人看外国人不像以前那么陌生了，外国人说中国话也没有以前那么新鲜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的发展，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高，外国人学中文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大山指出，很多西方人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往往过多谈论高楼大厦、基础设施的建设，但变化更大的还是人意识上的变化。

    前不久，他和著名笑星郭冬临搭档出演法国喜剧《超级笨蛋》，剧中角色都是法国人。大山演一个出版商，郭冬临演一个税务官员，两人性格的反差产生了巨大的喜剧效果。“我是白种人，郭冬临是黄种人，我们演的是法国人。但无论导演，还是观众，没人考虑我们的肤色和国籍，大家看的是喜剧。”

    “在30年前，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大山说，当时中国话剧体现的外国人，是所谓“典型的外国人”，都贴着大胡子，化妆也很夸张，外国人怎么走，怎么坐，怎么说话，怎么比划，都有一套“既定动作”。

    “这不是说大家忘了自己，或者放弃了自己，或者谁被哪种文化同化了，”大山颇有感触地说， “我们发现我们隔阂很远的时候，我们把对方想象得特别不一样，中国人和外国人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外国人把中国人想得特别神秘，一张嘴都是‘孔子曰’，中国人把外国人想得特别古怪。”

    “后来我们接触多了，语言障碍克服了，做贸易，做交流，发现人的共性更多，是相通的，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一个比较深刻的变化。”大山说到这儿，爽朗地笑了起来。

    “这可能也是西方人不太了解中国的一方面，一些人还用几十年前的那种眼光来看中国。所以到中国会有很多想象不到的意外。”

    大山说，北京奥运会也体现了这一点。奥运会前西方媒体有关中国负面的报道比较多，尖刻的批评也比较多。奥运会一开，西方媒体上关于中国的报道也变了，“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那些记者，以前都是通过本国媒体来了解中国的，奥运会一开，亲眼来看，亲身感受，感觉就不一样了。” 

    摘自《家家乐·下半月》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