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讲述大陆寻父52年历程

    台湾诗人余光中写过一首著名的诗叫《乡愁》，他把乡愁寄寓在邮票、船票、坟墓、海峡之上。而台湾作家张至璋的大陆寻父故事，正巧也和船票、邮票、海峡、坟墓这四个意象有关。

    “我7岁离开大陆，离开父亲，是母亲抚养我长大，要说跟父亲有很深的感情，也说不上。年轻的时候感觉不到，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这种至亲的牵扯、亲情的感动，越来越深地缠绕着我……”张至璋或许是台湾能体味到“乡愁”的最后一代，他的下一代已经完全没有这样的情感了，所以大陆寻亲必须由他自己来完成。

    带着深深“乡愁”的还有写过《城南旧事》的作家林海音，小英子的故事正是她当年在北京生活的回忆。1990年，两岸开放后，林海音在离开42年之后重回北京，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她的故居看一看。张至璋是林海音的女婿，正是岳母林海音一句“两岸开放了，你们怎么就不设法找老太爷呀！”点醒了他的责任。而当张至璋1992年寻父受挫准备放弃时，“你不找谁找？”也是岳母的鼓励促使他坚持下来，继续在13亿人中大海捞针，终于在2001年取得了突破，完成心愿。

    “13亿人里，像我这种遭遇的又有多少呢？”张至璋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了小说《镜中爹》，折射出60年来的历史印迹和社会变迁。

    意外失散

    1949年，上海十六铺码头，7岁的张至璋随着母亲和二姐登上了开往台湾的中兴轮，父亲张维寅就在码头送别，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成了他们的诀别。

    张至璋的大姐夫陈浩然当年在南京国民政府工作，1946年参加接收台湾，就留在了台湾，大姐也跟来了。所以他们到了台湾后，准备暂住台北大姐家，然后等父亲来。父亲张维寅是大学毕业生，在当时的台湾应该不难找工作。没想到的是，他们这一住就住了8年，直到二姐结婚才搬去二姐宜兰的家。这最后一张船票父亲再没有弄到，跟他们的通信也在半年后中断了，从此渺无音讯。

    “爹和我们只通了两三封信，每封都寥寥数语，还嘱咐我们没事不要通信。”张至璋说，当时他搞不懂，为什么父亲50岁了，还要进“大学”。后来90年代在寻找的过程中才知道，他是作为国民政府的公职人员进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改造学习。而根据远亲找到的一张张维寅进华大时填的履历表来看，他把出生年月和妻儿的名字都改了，大女儿索性没有填，“瞒报”的原因可能是怕大女婿在台湾政府里面工作，会有牵扯。但是他又在妻子下落一栏里填了“在台湾女婿家闲住”，仔细的人会看出表中的矛盾。

    张至璋离开父亲时年岁还小，日子久了渐渐习以为常，只是在作文比赛填表时，父亲一栏不知如何下笔。

    为了母亲

    张至璋说当年母亲还有姐姐肯定也努力过，想找到父亲，但没有用。因为父亲是北京人，但后来在南京工作，而父亲唯一的弟弟在天津，两个妹妹都出嫁不联系了，北京的老家早没人了。所以，后来她们只能放弃了。

    1990年，张至璋接母亲去澳大利亚家里暂住，曾谈起过父亲，并询问母亲是否想回大陆。“我想知道她数十年来对这件事，心底究竟怎么想。”母亲听了这句话，没回答，看着窗外，脸上没表情，略停一会儿，摇摇头，没说话。

    “1992年，是我自己去大陆找父亲的，我没有告诉母亲。那次没有找到，后来(1995年)我就此写了一篇短文《镜中爹》，母亲也没有看到。我也是故意不让她知道的，那时她已经90多岁了，我不想刺激她。她是在1996年去世的。”直接促使张至璋1992年回大陆寻父的是岳母林海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还是他的母亲张郝剑珠。

    “在情感最脆弱的时刻，在与大姐生离死别之际(大姐张砺1981年因脑溢血去世)，娘哽咽自语，‘维寅怎么不在呢？’在娘去世前的一段日子里，神智已有点恍惚，她总叫着我的小名‘闹子’。从医院回到二姐家，娘以为这个似曾相识的家，是离开大陆前南京丰富路的家，看见墙上我的照片竟然说，‘是谁把你爹的照片挂在这儿的？’在她生命的最后记忆里，在她的心底深处，还想念着父亲。……娘的晚年，使我强烈希望找到爹，哪怕找到的只是一段历史。”

    1992年回大陆寻父的时候，张至璋重回南京旧居，这次寻找让张至璋拥有了父亲的笔迹和他当时的照片。

    大海捞针

    张至璋的太太夏祖丽说：“我母亲林海音13岁失去父亲，所以她一直特别同情张至璋父子失散，也一直鼓励我们再去找。”1999年，夏祖丽为撰写《林海音传》到大陆追寻母亲足迹，在南京见到了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张昌华，张昌华对张至璋的寻父故事很感兴趣，于是发表了张至璋的《镜中爹》一文。由于稿费汇出不便，就用这笔钱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当时，张至璋想父亲如果在世已近百岁，二叔也已97岁，找百岁老人的希望太渺茫，不如就找堂弟(二叔的儿子)张靖璋吧，张昌华代为联络人。刊登寻人启事一年过去后，也没有任何消息。

    然而，2001年的一天下午，张至璋在墨尔本家里接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长途电话，电话那头就是堂弟张靖璋，经过短暂的询问确认后，两人终于相认。张靖璋告诉他，他还收藏着一封张维寅刚退休时写给自己的父亲张维辰(即张至璋的二叔)的信。那是1973年，还在“文革”动乱中，所以张维辰接到信后就撕毁，扔了。张靖璋看到了，却把它捡起来，拼凑好，藏了起来。没想到，藏了近30年后，信终于传到了关系最重要的人手中。当收到这封破破烂烂的信，看着那与华大履历表上完全一样的字迹，张至璋终于确定找到亲人了。

    从这封信中，张至璋了解到父亲后来一直生活在上海，是上海机床厂的工人。

    父亲最后的日子

    就在找到张靖璋后一个月，张至璋偕夫人夏祖丽一起飞往中国大陆。

    考虑到父亲给二叔最后的信中所说的浦东至善路早已不存在，张至璋决定还是从上海机床厂入手。可是不久就传来消息，上海机床厂退休人员名单中查不到张维寅的名字。

    正当张至璋夫妇觉得没有希望时，有消息传来，之前托人在户籍登记中寻找有了结果，竟然找到了二十几年前的至善路12号，户主就叫张维寅！并找到了父亲的后人朱龙根。 

    朱龙根是张维寅晚年的老伴高老太太的外孙。与朱龙根的谈话中，张至璋了解到父亲最后的日子与母亲一样，也一直思念着自己的亲人。在最后一两年，他特别想念台湾，还常常拿出大女儿的照片看。1979年，“文革”结束两年，张维寅78岁，半年内写了4封信，寄到他仅知的30年前女儿在台湾的旧址，以及台湾省政府，或是干脆写给大陆政府，恳求帮忙联络。一封封的信发了出去，都没有回音，最终80岁的张维寅在抑郁中去世了。

    2001年，就在张至璋夫妇从上海寻父回澳大利亚后一个月，岳母林海音在台北因病去世。又过了两个月，张至璋夫妇来到台湾北海金山的墓园，这里葬着两人的母亲，张郝剑珠和林海音。“我把爹的手迹和照片，加上娘的遗照，合压在一起。”张至璋说，“爹，总算回到妻儿身边了。”

    摘自《新民周刊》2009.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