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梁思庄

    妈妈梁思庄是梁启超的小乖乖，也许人们会认为她是生活的宠儿。然而，生活并没有对她特别慷慨，风和日丽的日子在她青年时代也是短暂的。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妇女，尤其是一个年轻的寡母，她一生经历的辛酸与沧桑是难以诉说的——她也从不诉说。

    公公的小宝贝：阿庄

    1908年9月4日，李蕙仙在日本神户生下了女儿思庄，她的降生给全家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公公梁启超自称偏爱女孩，思庄自然就成了小宝贝。

    思庄小时候最爱和她的二哥思成、三哥思永一起玩。当两位哥哥在北平清华学校学习时，思庄和全家住在天津，她在家最盼望的是两位哥哥放假回家。妈妈是他俩最疼爱的妹妹，也是他们恶作剧的最佳对象。

    然而好景不长，1924年7月李蕙仙逝世，这给全家带来巨大的悲痛。公公在丧妻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孩子们怎么办?那时思庄才16岁。正好大姨丈周希哲被政府派往加拿大任总领事，于是公公就叫大姨把妈妈带往加拿大去读书。

    妈妈按公公意愿考入了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攻读文学，公公非常高兴，并写信给孩子们嘱咐道：“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着急，因为她本勉强进大学，实际上是提高了一年，功课赶不上，也是应该的。你们弟兄姐妹个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功课绝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其实外公的嘱咐是多余的，当然这聪明里包含了勤奋。1930年妈妈获得了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到美国专攻图书馆学获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学士学位。真正实现了公公的意愿。

    罗曼蒂克的吴鲁强博士

    三舅思永有一个极好的朋友，用当今时髦的词说就是“铁哥儿们”，他和三舅同岁，在清华学校就是同班同学，名叫吴鲁强，后来他成为我的爸爸。

    1924年后，梁氏兄妹先后到国外读书。三舅思永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吴鲁强进入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是近邻，如同我国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所以这两位好朋友经常见面。

    妈妈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读书时，每逢节假日必到美国和哥哥们一起去游玩。而吴鲁强总是夹在他们中间，他爱上了妈妈思庄并对她发起猛烈的攻势，穷追不舍，聪明的他知道思永舅是一个关键性人物，必须首先得到他的同情和支持才有希望。他的一举一动三舅都看在眼里，知道他“醉翁之意不在酒”，戏称他是“罗曼蒂克的吴博士”。

    妈妈思庄在家从小受到宠爱，比较娇气爱犯点小脾气。她要选择的男朋友必须是品学兼优。而吴鲁强博学多才，人品也好，又是思永的好友，当然是有很大的优势。

    短暂的幸福，终生的思念

    1931年他们学成回国后，在北平有名的协和礼堂举行了婚礼。婚后吴鲁强的父母希望他能留在广州。

    新婚夫妇回到广州，受到吴家人的热情欢迎，结婚次年，他们的女儿我就出生了。爸爸为我取名“荔明”，又因我总爱把嘴噘起发出一种扑扑的声音，又给我取了个小名叫BooBoo。三口之家的小家庭是快乐温馨的，爸爸的事业也蒸蒸日上，给学生开课，编写讲义，还写书。

    但谁能想到，这幸福的小家庭生活竟如此短暂，仅仅两年多，好像刚刚开始，不幸就向它袭来。

    那是1935年底，爸爸为了对《周易参同契》、《抱朴子内篇》等炼丹术原著进行深入探讨，专程去香港向对道教史有研究的许地山先生请教。不料，当他带着大批资料回到广州准备开始着手撰文时，他在香港染上的伤寒病开始发作，临终前他始终是清醒的，他握着妈妈的手呼唤着：“庄庄，BooBoo。”怀着对娇妻爱女深切的爱和对自己未竟事业的留恋，离去了。那天是1936年1月30日10时，从发病到去世仅仅20多天。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突如其来的不幸，落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难以承受，何况他们一直是那样幸福美满，又是那样年轻。

    悠悠人生路，依依母女情

    爸爸永远地离开妈妈了，他逝世时年仅31岁，而妈妈才27岁。妈妈把悲痛深深埋藏在心底，暗下决心一定要独立地把我培养成人。

    她来到燕京大学图书馆，做一名勤勤恳恳的图书馆员，投身于她所喜爱的西文编目工作。为了不打扰同宿舍的朋友，她把我寄养在城里大姨家，每星期我们母女见一面。我固然不懂得去慰藉、温暖年轻的寡母，她也从不向我吐露自己的孤寂和悲伤。直到我15岁那年，一天我因病一人在家，无意间翻开箱子，突然发现一叠爸爸去世后妈妈写给他的信：“鲁强：我今天又给你写信了……BooBoo已经会说北京话了……她很结实可爱，吃得很多，胖胖的……”信中语句断断续续，每封信都不落下款。顿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妈妈啊，我懂得了你的心!

    妈妈没有再结婚，她并不是没有机会，也不是要学习中国封建妇女的“美德”，更不是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相反，她非常热爱生活，她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灌注在图书馆事业和女儿的身上。她培养我上大学、读研究生直到我独立工作。

    “我是一个压不扁的皮球”

    “文革”开始不久，她就被揪出来示众。她胸前的牌子有两个花样替换着：“反动保皇派梁启超之女”和“反动资产阶级权威梁思庄”。她每天被迫穿着旗袍在围着铁丝网的网球场里和一群“牛鬼蛇神”一起在烈日下拔草，供全国各地的串联者像围观动物园的动物一样围观、开现场批判会。一次她骑车到万泉庄劳动，过田埂时不小心摔在水稻田里，把衣裤都弄湿了，她咬牙坚持劳动到底。又一次要她这年近古稀的老太太去搬几十斤重的钢丝，她劳累过度回家大咳不止。 

    在那是非颠倒的日子里，每当不见妈妈按时回家，我便骑着自行车到处去找，而她总是笑着安慰我，叫我放心。

    1966年一天深夜，妈妈被押走了。我赶紧骑车追到大膳厅门口，只见一堆熊熊烈火在“打倒梁思庄”等喊叫声中燃烧，烧的是图书馆的所谓反动书籍，其实有很多都是我国著名的古籍。妈妈痛苦地眼看着这些书籍化为灰烬，回到家中，她难言的痛苦汇成一句话：“这样下去，图书馆要完了!”1968年，一次，妈妈被北大图书馆的两个“造反派”打得满身青紫回家，我抱着她心疼地大哭，她却没有流一滴泪，只说了一句：“哭什么，没出息!”

    几十年来，妈妈对祖国，对事业，对生活，总是保持着坚定的信念，正如她自己说的：“我是一个压不扁的皮球！”

    1986年5月20日，妈妈安静地走了，她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也没有任何遗产。她留给我的是她对我那深沉的母爱。妈妈爱我至深，但很少用语言表达。她在重病的5年里，不能说话，但那无言的爱从未离开过我，总是温暖着我，给我力量和勇气。

    摘自《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