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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前往长沙的飞机起飞了。
对体坛传媒集团(前身为《体坛周报》社，以下简称“体坛”)总裁瞿优远来说，这是他再熟悉不过的线路，同行的是主管财务的副社长彭金枝，他们是仅有的两个从《体坛周报》创立伊始就在这里工作的人，但这次飞行结束后，两个人随即从同事的视野中消失，并且再也联系不上。
事情发生在2009年3月间。瞿优远和彭金枝此次回长沙，是应湖南省体育局之约“协助调查”，但当二人到达长沙后，纪检部门直接接管。4月份有消息传出，瞿优远“问题可能出在经济方面”，接着的消息是，瞿优远和彭金枝先后被“双规”。
继《沈阳日报》前总编傅贵余、《广州日报》前社长黎元江之后，又一位报业改革明星因经济问题落马。
生于一个资讯饥渴的年代
1992年夏天，瞿优远从长沙赶到北京，在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附近的地下室住下。身份上，他是湖南省体委机关报《体坛周报》刚刚破格提拔的副总编辑，事实上，他编辑部里的可用之人都不够一套篮球阵容，事必躬亲自此成了他的行事风格。
那时的《体坛周报》发行量仅5000份左右，都是本系统内部强制订阅，刊发的基本都是行业动态。年轻的瞿优远想改变这一切。
与这个27岁的外省青年同行的，是他招进报社的第一个编辑李烨辉。瞿优远那时生性腼腆，觉得“多带一个人底气会足一些”——尽管这个为他增加底气的，只是一个刚刚从长沙大学毕业的学生。
此时的《体坛周报》刚刚成立4年。瞿优远和他的报纸在寻求发展空间时，与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浪潮不期而遇。那一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还没开始孕育，瞿优远的报业大梦也远未展开，他只是知道，国际体育资讯很受读者欢迎，要想方设法弄到它。
20年后，《体坛周报》已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体育报纸。
报纸的气质就是他的个人气质
《体坛周报》脱胎于湖南体委机关报，无论在地域还是在报道领域都是边缘化的。它在1988年11月拿到刊号，当时体委每年给它的拨款是人民币5万元，刨去报社人员工资和办公费用便所剩无几。除了微薄的拨款，体委基本对这份报纸不闻不问。年轻的瞿优远想改变这一切，他的理念很朴素，却堪称报业真理——办读者爱看的报纸。
创业阶段，瞿优远干过报社流水线上所有的活计，采访、写稿、摄影、编辑、排版、运送铅字、发行……长沙街头报亭的小贩还能依稀记得瞿优远当年自己推车卖报的样子，而瞿优远也对小贩们当时对他的排挤耿耿于怀。
当时的瞿优远并非报社的一把手，既没有理想化的人文情怀，也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只想做好这份报纸。“这份报纸的气质就是他个人的气质。”曾经在体坛工作过的人这样评价。
很多“体坛人”都认为，“体坛”就像瞿优远一手带大的孩子，而他自己也是这份报纸业务上的导师。对于编辑，瞿优远近乎于手把手地教授，他所确定的版面样式和编辑风格无可动摇。
绝大多数编辑在“体坛”都有过挨骂的经历。瞿优远的责骂完全是业务上的；只要瞿优远在，编采人员大多觉得在业务上“毫无尊严和自信”。对于“老大”的霸道和苛刻，手下的人也渐渐忍受了，因为“他确实太牛了”。
绝对权威确立以后
近20多年，中国的报业市场化改革艰难而执拗地进行，而《体坛周报》这份当年纯粹的机关报实现的市场化程度，即使在整个行业也无人能及。
时至今日，同行仍很钦佩瞿优远面对市场的勇气和判断力。众所周知的例子是重金挖角《足球》报记者李响。那是2001年世界杯预选赛临近之际，瞿优远已有了独霸体育平媒的豪气。他经营多年，在足协官员和球队资源两方面都很完备，独独搞不定主教练——米卢只肯接受《足球》报记者李响的专访。瞿优远的判断是：我们不能没有米卢的声音。于是他亲自驱车南下，据说将十几万的现金放在后备厢内，直奔李响府上，开出让李响“根本没法拒绝的条件”。那份轰动传媒圈的合同，全部履行后超过了100万元。
市场给了瞿优远巨大的回报。2001年10月8日，中国队世界杯出线第二天，《体坛周报》正刊和纪念刊一共卖出5078471份；就整个世界杯预选赛期间的销量来说，也多有单期超过200万份的成绩，对手被远远抛下。
令人“意外”的官场落马
报人、企业家，这样的定位也是瞿优远本人认可的，但《体坛周报》并没有完全摆脱行政体制，他也依旧是一个湖南省体育局的处级干部，但多数时候，瞿优远身边的人觉得“老大”完全忘却了那个身份。“他私下里和我说，当官有什么意思啊，哪像我现在这么自由。”一位跟随瞿优远多年的下属回忆道。而成为体育平媒当之无愧的“老大”的同时，瞿优远的生活也悄悄发生转变。
体育传媒圈的一位同行对瞿优远的心态有着这样的解读：“他是想进入上层社会的，这从他所喜爱运动项目的变化就能看出来，从台球到网球，再到高尔夫，档次不断递进；另外座驾也在不断升级，从奥迪A6到了Q7。”当年，曾长期跟踪采访瞿优远的记者问瞿优远，为什么座驾要买A6。瞿优远解释：既够档次又不太张扬，适合接待。但是，近几年的瞿优远还是“张扬”了一些，一位负责调查瞿优远经济问题的官员曾不满地表示：一个处级干部，居然敢坐Q7？
在瞿优远被“双规”的消息传出后，关于其“经济问题”，内部人士打听到两个说法：其一是涉嫌挪用数以千万元的国有资产，并被发现有更大一笔资金以《体坛周报》的名义存在银行，但地点既不是体坛的总部长沙，也不是现在的实际业务中心北京，而是在瞿优远的老家浏阳；其二是私分国有资产上百万，挪用国有资产在老家浏阳办了两个公司，挂靠在“体坛”下面，分别由瞿优远的两个下属出任法人代表。同时，他还涉嫌经济以外的犯罪，不过这些说法尚未得到官方证实。
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就有人告瞿优远的状，认为“体坛”改制(瞿优远曾推行内部股份制，后又获得南非财团的风险投资)存在经济问题；2008年，瞿优远被暗中调查、会在奥运后算账的说法也时有耳闻。但种种迹象表明，瞿优远确实没意识到自己的“经济问题”，他把“体坛”当作了企业，甚至当作了自己创办的企业。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他还有机会继续自己的梦想吗？
在湖南某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处所，被“双规”的瞿优远依旧在接受漫长的调查，新掌门的任命表明，由瞿优远一手打造的“体坛帝国”，的确已失去了这位昔日的“精神领袖”——这曾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过去20多年里如超人一般永不停歇的“瞿老大”，蓦然间要面对的只是沉默的墙壁，没有了对手，没有了市场硝烟，没有了排版电脑，没有了球杆。很可能，这样的日子会相当漫长。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9.5.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