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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森豪公寓案子落幕之际，该项目的法定代表人邹庆也等来了自己的结果。2009年4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邹庆犯信用证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邹庆没有提出上诉。从而使得他成为首个因为虚假按揭贷款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开发商。
在房地产遭遇严冬，虚假按揭贷款又重新抬头之时，这个案子的宣判无疑有“杀鸡给猴看”的意思。因此，作为开发商的邹庆事件就是一个标本：警告所有正在或者试图虚假按揭贷款的开发商，用银行的钱渡过危机不是正途。
“邹百万”的起步
邹庆是北京人，现年44岁。高中毕业后，为了接母亲在大企业的“班”，邹庆直接走上工作岗位。按照父母的设计，邹庆应该是在这家“很好”的大企业里老老实实工作一辈子，衣食无忧。但是很快发生的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生活轨道。
1982年，因为打架，邹庆被处以劳动教养两年。两年后，走出高墙的邹庆发现工作没有了，女友也跟了别人。
为了谋生，邹庆拿着母亲给的500元本金开始创业之路。他卖过西瓜、卖过带鱼、卖过服装，后来卖汽车配件，还去俄罗斯倒腾过贸易。上世纪80年代末，邹庆成为京城小有名气的“邹百万”。
事业的顺利发展让邹庆决定涉足更广泛的领域。1994年，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很多开发商陷入资金困境，到处找人接手自己的项目。邹庆认为房地产只是暂时的低迷，迟早会大有前途。于是他注册了北京慕来房地产开发中心（后更名为“北京华运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决定进军房地产。他先后以较低的价格接手了青年宫项目、太利花园项目等，从这个时候起，邹庆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开发商。
贷款贷到的辉煌
尽管邹庆有百万，但这个数目对于动辄上亿的房地产显然是九牛一毛。
这时候邹庆想到自己认识的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城市信用社行长霍海音（已判处死刑）。他们1988年就认识，在邹庆成立华运达公司后，霍海音的弟弟成为公司董事。邹庆提出要搞太利花园项目和青年宫项目、森豪项目，说可以用项目抵押，并带他看了这些项目，霍海音感觉不错，就贷给他几个亿，但是没有要抵押。邹庆先后从信用社贷款7.6亿元，后来陆续还了2个多亿。法院查实这段时期，邹庆陆续贷款80余笔，累计人民币8.7亿元。
在没有一个项目建成、“老是花钱，没有什么收入”的情况下，2000年年底，邹庆认识了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零售业务处副处长徐维联，并向其介绍了森豪公寓项目。随后，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与华运达房地产公司签订了《楼宇按揭贷款合作协议》。
急需资金的邹庆决定先把钱拿到手再说。他手下职员交代，森豪项目虽然做过宣传，但是实际没有对外销售过。“开始公司让员工以个人名义按揭贷款买房，后听说老板的朋友找来一些人贷款”。邹庆试图用这个方法“把项目盘活起来”。
银行并不是全无察觉，代表银行进行审查的律师先后向银行反映“借款人收入过高不可信”，“借款人岁数比较低，文化程度较低与职位收入不符”，“房价定得过高”等情况，包括后来看到“还款都来自华运达的保证金户，而不是个贷人自己还款”，但银行没有因为这些情况而停止放款。据中行北京分行零售业务处消费信贷业务科科长尚进说，因为“当时行里给我们定的目标非常高，各行之间竞争激烈，开发商以小业主名义贷款融资也很普遍”，所以他们“没理由不放款”。
2001年，邹庆再次指使手下，“虚构华庆公寓商品房销售的事实，采取与购房者签订虚假商品房买卖合同”，使用同样的方法，签订虚假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从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获得贷款1.07亿余元。
在强大的资金支持下，邹庆继续扩张公司，最庞大的时候他手下聚集了几十个公司。
成也野心败也野心
这时候的邹庆野心勃勃，目标是“内地的李嘉诚”。
在膨胀的理想的催促下，只要看到有利可图的项目邹庆就跃跃欲试，任何人“关于摊子铺得太大”的建议他都听不进去。
尽管后来事实证明他眼光独到，可是邹庆却等不到收获的那一天了。上海东湖电影院项目，在预付了七八千万元后，后续资金跟不上只好放弃，损失了将近一半。邹庆只好拆了西墙补东墙，这样用个人住房贷款贷来的钱不停地被挪到其他地方使用。几个房地产项目卖的卖，停的停，竟然一个项目都没做下来，再无力继续向银行还贷。
雪上加霜的是，邹庆一个非常信任的“发小”竟然拿走公司50万美金，开走一辆奥迪车，不知其踪。尽管邹庆没有报警，可是他已经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管理出了问题。
2002年10月，打算重振旗鼓的邹庆组建了新的班子，吸纳了一些高级人才，制定了科学的框架、规范的管理章程，这些在他从前的公司里是不存在的。新公司一边开拓新的业务，一边给之前的公司“擦屁股”。
2003年左右，中国银行因为要上市需要先进行审计，审计署很快发现银行存在大量坏账，这一情况引起高层关注，遂指示公安部门进行调查。
2005年1月22日，身在珠海的邹庆正在咖啡店与朋友聊天，警方从天而降，邹庆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
在判决书下达后，邹庆决定放弃上诉的机会，他希望能早日开始服刑，早日争取减刑的机会，早日走出监狱再次创业。
摘自《法律与生活》200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