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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赴苏三年
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王明到天津了解地方工作情况，回京后病倒了。他没有出席七届三中全会。1950年7月26日至8月11日，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在北京召开。王明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7个小时的报告。会后不久，他再次病倒，住进了北京医院。
7月底，王明收到七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8月17日，他致信毛泽东，以各种借口拖延写声明书。18日毛泽东在他的信上批示：“王明的声明书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以前写好。”9月上旬，王明突然向党中央提出了去苏联治病的请求。按理只有当他写完声明书后，才应准许他去苏联治病。但是，党中央考虑到他确实有病，而且，当时苏联医疗设备条件和技术水平都比我国强。所以，还是同意了他赴苏治病的要求。
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3年12月9日，王明赴莫斯科治病养病三年多。1953年12月9日，病情好转后，他与夫人孟庆树、两个孩子及保姆陈启珍又回到国内，住进孟公府2号家中。
王明回国后，参加了法制委员会的一些工作，但自1954年4月8日病复发住进北京医院后，没有再重新工作。
1956年后，赴苏不归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通过了《宪法》，政务院更名为国务院，撤销了一些部委，法制委员会也被撤销。由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没有担任任何职务。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前，中共中央曾将这个决议送给王明征求意见。他于1月28日给中央写信说：“关于增加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我完全同意。”并说明自己因病不能出席七届四中全会。
1955年初，王明又因胆囊炎急性发作等病，再次住进北京医院。医生建议他做切除手术，但王明不愿做手术，致使病根难除，时好时坏，没有彻底治愈。
王明这次是肝炎、胆囊炎和心脏病连续发作，治疗一段时间后也未见根本好转。于是，王明向党中央再次提出赴苏治病的要求。经党中央同意后，他们办理了出国手续，决定乘飞机去莫斯科。因王明病重，只好用担架把他送到机场。孟庆树、两个孩子和陈启珍仍然与王明同行。另外，还有北京医院保健护士朱琛燕、警卫员李景才同往。王明一行于1956年1月30日从北京出发，2月1日到达莫斯科。
王明去苏联后，秘书田书元还按照有关规定，定期给他寄钱、物、药、报刊等，并经常派人去看望。
1956年“八大”上，毛泽东仍提名王明为中央委员候选人。选举结果，王明在97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最少，排列最后一名。
王明是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去苏联治病的，而且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所以与苏联有关方面很熟。苏联政府对王明给予了精心治疗和周到照顾。由于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苏联方面的精心治疗，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转，身体逐渐康复。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曾派人去看望王明。王明表示，他已不愿再回国了。
1966年“文革”被批
王明是早已定性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文革”期间又在苏联竭力反对 “文化大革命”，必然会受到批判。特别是在批孔评儒和所谓十次路线斗争教育中，出现了一些批判王明的文章，几十万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论集》编印成册。
王明后来在莫斯科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了一些亲属在“文革”中遭受株连的情况。他在《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中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就出现了大标语：‘打倒苏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帮、大叛徒王明！’从此以后，一些报纸经常选择王明作为头号攻击和诬蔑对象……此外，红卫兵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对埋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王明父亲陈聘之进行鞭尸，还抄了王明的家，把他八十多岁年迈的继母黄莲舫打得半死，扔在大街上；把王明几十份手稿和藏书不是烧了，就是扔了。”
其实，王明的手稿和藏书并不是被烧了或扔了，而是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收缴了。
党和政府虽然在政治上对王明要求严格，但在生活上却是细心照顾。王明去苏联养病，照常每月领全部工资，要药品、要物、要人，政府都给予满足。“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负责给他寄钱物的田书元被撤职，甚至有人批判他“里通外国”。这样，从1966年下半年起，国内再没有给王明夫妇寄工资和物品。
1974年客死莫斯科
1974年3月23日，王明在莫斯科郊区的寓所里写完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只过了4天，王明就一病不起，该书竟成了他的遗著。
王明在“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除了用诗歌攻击中共和毛泽东外，从1969年开始，已经进入晚年的王明又掀起了一次创作“高峰”，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文章。
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死于苏联莫斯科，终年70岁。
摘自《王明传》中央党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