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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素以敢言著称。
潘石屹将其列为“最想揍的人”排行榜第二名,第一名是陈水扁

任志强搅动中国房局

李婧 《 人民文摘 》(

    在中国地产界,明星开发商不胜枚举。与“人民演员”潘石屹的圆滑、“人民教父”王石只说老百姓和政府爱听的话不同,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经常口无遮拦,甚至被媒体封为“人民公敌”。

    “我不在乎‘人民公敌’的封号,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是拥护共产党才这样说的。鲁迅的话也从来都不顺耳,但这并不妨碍他是一个好人。为什么我在说了这么多不悦耳的话之后,还能当选优秀共产党员?因为不管我说过什么,对上级的指示,我都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办公室中,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笃定地说。

    当过兵的地产大嘴

    任志强祖籍北京,1951年生于山东。1969年,他参军入伍,先后任排长、连长、参谋,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任志强一贯“不服上”,但因为经常立功,团长也拿这个小参谋无可奈何,只好背后叫他“鸡肋”。没想到,任志强索性将“鸡肋”两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办公桌上,把团长气得够呛。

    1981年,任志强从部队转业。因为“不想进机关受憋”,他选择到一家小型食品公司做副总经理。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跟工人一起炸油条、蒸包子、卖豆浆。

    1984年,33岁的任志强进入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任经理。1993年改组成立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后,任志强担任华远集团总裁兼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至今。

    伴随着华远遥遥而上的业绩,是任志强那张无话不说的大嘴。

    任氏地产语录

    任志强素以敢言著称。潘石屹将其列为“最想揍的人”排行榜第二名,第一名是陈水扁。历数任志强近年的“精彩语录”,不难发现,他的每个言论都与当时的房地产市场环境息息相关。每次调控政策出台,任志强总是“逆势而为”,不满情绪频见报端。

    2005年5月,针对愈演愈烈的炒房现象,国家颁布了以打击楼市投机为目的的七部委“新政”。任志强马上站出来反对:“买卖有理、炒房无罪,禁止炒房就是违宪。”他的理由是,所谓的“炒房”就是房产的买进和卖出,商品房是商品,商品就是用来买和卖的,禁止“炒房”就是禁止商品的买卖。这就像禁止银行代客理财,禁止股票上市流通。

    政府防止经济适用房被市场恶性炒作,制定限制流通政策时,任志强在2007年北京市政协会议上,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提出:“早在1998年实行房改货币化分配政策时,我就曾建议经济适用房实行严格的准入准出制度并内循环。但北京市最初实行该政策时未对准入准出作出限制与管理,致使北京的经济适用房大量地被不应该享受政府补贴的中高收入家庭购买与占用,造成北京市大量的经济适用房被用于出租和炒房盈利。”

    2008年初,政府重拳打击开发商囤积土地,发布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任志强公开提出反对意见:“如果供给量巨大,银行又拒绝给购买土地贷款,开发商又有多少钱能买多少土地呢?开发商把钱都买了土地又囤积起来不开发,这又如何变成利润呢?”他强调,房地产市场中有开发商在囤积土地与房屋,说明土地供给不足。如果土地的供给量巨大,还用得着高价去竞争吗?正是因为垄断,所以只能是死路一条去拼价格,才形成并推动了土地价格的飞涨。

    任志强其他备受争议的言论还有很多,诸如“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公布房地产成本就像公布老婆的胸部有多大一样”,“房地产就应该具有暴利”等等。

    “管钥匙的使唤丫头”

    任志强种种刺激民意的说法,终于招致建设部领导的关注。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建设部副部长齐骥的批评明显指向任志强,“一些企业的经营人员公开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群众意见很大。”

    任志强迅速发表《致建设部说明函》,辩称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和歪曲事实”,并称“自国六条政策与九部委细则出台之后,我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的都是对政策的理解与支持,自觉地按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但风声刚过,任志强便又“故伎重演”:“让我们收敛一点,中国社会还有进步的希望吗?没有办法进步了,最后退化到毛泽东时代。过去我们说毛泽东时代是先进的东西,老说解放全人类三分之二受苦人,最后出国一看,我们是最穷的。”

    作为一个要向政府拿地的地产商,任志强为什么敢在公开场合屡屡与政府“叫板”?

    任志强辩解道:“我愿意说真话的原因在于被欺骗的太多了。我不想被别人欺骗,自然也就不能去欺骗别人。说得多则在于,这个阵地你不用真话去占领,就会被别人用假话去占领。我说的话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的终极理想是实现共同富裕而不仅仅为了华远的利益。”

    他说自己只是“替人管钥匙的使唤丫头”,“国家看重的是我能够创造多少税收和贡献,所以我说什么他都不贬我,因为我能创造财富。”然后,他又会忍不住表达了不满,“政府做了一些不该管而管的事,也做了一些该管而没有管的事”。最后,他又强调对党的一片赤诚。“我受家里最大的影响就是要跟着共产党走。我对政府提出批评是善意的,尽管我的语言可能不太恭敬,但是为了政府好,绝不是想把政府搞垮。”

    摘自《环球人物》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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