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以报告文学书写李大钊、瞿秋白、郭大力等早期译介马列著作的前辈后，康岩又在《人民文学》《百花洲》发表报告文学新作《传经者顾锦屏》《攀登者张钟朴》。顾锦屏、张钟朴两位翻译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长期在中央编译局任职。中央编译局的翻译多为集体工作，因此两位翻译家鲜为大众所知。康岩要做的便是深入历史细部，把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打捞出来。

　　乍看上去，书写“译者”是困难的。翻译本为案头工作，一个人、一支笔、一杯茶，静默无声。但康岩却把两位译者的故事写出了波澜壮阔之感。张钟朴1930年生于河北青县，顾锦屏1933年生于今上海崇明岛，两人可说是同代人。两篇作品均从童年写起，一直写到今天，相当于浓缩的个人历史。但仅仅叙述单薄的个人故事并不是康岩的目的，他要把微渺的个人置于宏阔的大历史中去。

　　文学贵在一个“实”字，最怕凌虚蹈空。开掘近于尘封的、有温度的往事，康岩写出了鲜明的地域风貌——天津的市井生活，崇明岛的南国风光。此外，张钟朴、顾锦屏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学的俄语，两人的俄语教育都有速成性质。张钟朴毕业于北京俄专，顾锦屏毕业于上海俄文学校。康岩尤其擅长写教育。张钟朴在日本占领的天津上的小学、中学，顾锦屏就读的太仓师范学院、上海俄文学校——相关内容皆笔笔有“实”，包含着缜密的考据意识与细致的工笔描摹。

　　在中央编译局，顾锦屏、张钟朴的人生由此交汇。从两篇作品中，中央编译局作为一个重要写作对象，形象渐渐显影。康岩以文学的笔触书写了中央编译局成立的过程及其建制，尤其是“集体翻译”的工作方式。康岩的笔锋自此从书写故事深入到翻译工作的文字层面，因为这是译者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之奋斗的领域。工作中的一些坎坷也是译者们成长经历中的闪光点。《攀登者张钟朴》一篇，生动呈现了一次“教训”。一位苏联专家在演讲中提到某药物，场上包括张钟朴在内的几位中方年轻译员陷入困窘，这时，“师哲局长清了清嗓子，从后排站起身来，缓缓开腔说：‘是阿司匹林！’局长的口气里，带着三分威严和三分嗔怒，说完摇了摇头，很不满意地坐下”。像顾锦屏、张钟朴一样，在进入编译局之时，译者们多是青涩的年轻人，缺乏翻译或其他文字领域的经验，翻译马恩著作所需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功底也不足。大家常常是先从俄语译起，再学德语。他们毕生学习不止，在工作中成长。他们对文字的“倔强”，他们认定的“意思正确，译文通顺”的翻译原则，都经过作者的书写，生动再现于世人面前，对于我们当下的翻译工作，具有启示和警醒作用。

　　报告文学并非历史文献，事实是骨骼，文学才是其血肉。这决定了报告文学写作，既需脚踏实地，以史实为依据，又需展开想象的翅膀，倾注文学的心力。两篇作品除了提供事实，还给读者以知识——含有动人情感、具有整体性的有机知识，这要归功于文学。文字功力是写作者能力的试金石。康岩展现出对文字的高度驾驭能力，他笔下的市井风貌和自然风景很有特色。他写水患时的南方，“水色与天色齐一，像是被草木灰涂抹了一般”；他写日机轰炸后的天津，“突然间变成一张黑白照片，烟云蔽天”。这些细节具有冲击性，给人以在场感。康岩的文字富于力量，恰与他所写的风起云涌的时代合拍。

　　顾锦屏、张钟朴是中央编译局的两位翻译家，他们的故事映射出中央编译局的身影。他们参与翻译的马恩著作，包括《资本论》《反杜林论》等，堪称定本，至今仍被广泛阅读。岂曰无碑？译著就是他们的丰碑。康岩的报告文学，正是向这些默默无闻的翻译家们的一次致敬。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