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印度诗人和哲学家泰戈尔首次访华，促进了中国知识界对印度文化和哲学的关注，更在两国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中印交流史，谭云山、谭中父子以卓越的学术研究和不懈的努力，继承并发扬了泰戈尔的文化精神，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

　　谭中教授在印度从事教学和研究长达44年，退休后作为访问学者定居美国。他出版了《中国和美好的新世界》《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等中英文专著17本，发表论文150余篇，研究领域涵盖中国文学、历史、宗教、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他曾获得中国政府授予的“中印友好贡献奖”、印度政府授予的“国家二等莲花奖”，2019年还入选了第七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

　　子承父业，青出于蓝

　　1929年，谭中出生于马来西亚，是有“现代玄奘”之称的学者谭云山先生的长子。“中”字不仅寓意着父亲谭云山对中国的深厚情感，更体现了他对中华之根的永恒铭记。在谭中2个月大时，泰戈尔见到了他，并为他起了一个印度名字“Asoka”（意为阿育王）。

　　谭中的学术之路深受家学渊源影响。正如深圳大学郁龙余教授所评价的：“如果说谭云山是印度现代汉学的开拓者，将印度现代汉学扶上了马，那么谭中则牵着马，送了非常关键的一程。”

　　曾经，印度对中国的研究普遍偏重于近现代历史与文学，而古代历史与文学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谭中以其独到的见解和深厚的中文功底，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印度的传播开辟了新的篇章，进一步深化拓展了中印文化交流与汉学研究。

　　在2015年举办的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谭中提出了闻名遐迩的“谭中之问”：海外研究中国问题应不应该阅读中国典籍？谭中认为，外国学者应更多地直接阅读中文文献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明，而中国人也需要深刻了解和传承自己的历史，才能真正肩负起中国研究的重任。

　　中文教育的践行者

　　谭中也是印度中文教育的践行者与开拓者。他喜欢将自己比作移植在印度土壤中的一棵中华文明的小树。在谭中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积极开展中文教学及在学校开创中文系的工作，这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难推进过程。

　　由于特殊的历史传统，印度学校往往重视西方国家语言，却相对忽视东方国家语言。在尼赫鲁大学任教期间，谭中不时在大学与学院的教务会议上指出这一偏向。尽管他的直言不讳有时会引起同事的反感，但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成功推动了东亚语文系的组建。随后，他又不断争取，实现东亚语文系的细分，建立独立的中文系和日文系。这一过程缓慢而艰巨，但谭中未曾放弃，等到中文系建立时，他已到了退休的年纪。

　　师资匮乏，谭中就自己培养教师、不断和学校申请增加中文教师的岗位，妻子黄绮淑也通过义务教学来支持他的工作。他退休时，学校里中文教师的岗位已经超过10人，与欧洲语言系持平。教材短缺，谭中就设法引进北京语言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前身）出版的教科书，并鼓励高年级学生通过阅读中文报纸来提高语言技能。他还在学校内组织关于中国的讲座和讨论会，在丰富学生中文学习体验的同时，也推广了中国文化。

　　创建中国研究中心

　　谭中还在德里大学创办中国研究中心，这一过程同样充满艰辛和挑战。最初，谭中在德里大学开设中文速成班，但仅靠课堂教学无法满足人们对中国的好奇和渴望。于是，他每周三与其他学者举办小型研讨会，讨论中国的发展动态和文化热点，大家畅所欲言，分享各自对中国的理解。

　　谭中的热情和深入见解吸引了越来越多人。每周三的讨论从最初只有6名成员的简单交流，逐渐演变成有深度、有广度的学术论坛，讨论的主题也从文化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专业性和影响力不断增加。印度国防研究分析所所长苏伯是其中一位重要的参与者。他还将自己的办公室变成了这个周三研讨会的永久地址，直到他退休为止。

　　随着参与者的增多和讨论内容的丰富，谭中意识到，需要建立一个更正式、更系统的平台来进行中国研究。于是他提出创办印度中国研究中心的设想，并积极向校方争取支持，四处奔走解决资金、资源等诸多困难。最终，德里大学批准了中国研究中心的成立申请，最初的小型研讨会成长为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机构。如今，该中心为印度学者和学生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的宝贵平台，促进两国人民之间增强理解，加深友谊。

　　谭中一生致力于跨文化教育事业，他不仅在学术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更在文化交流领域架起了沟通中印两大文明的桥梁，他的努力和成就为两国未来的学术合作、文化对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