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夏天，我回国到天津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之后，与正在国内出差的先生会合，两人抬脚直奔东北。那一年，恰逢我们俩到黑龙江省呼玛县兴安公社（今属漠河市）插队落户30周年、成婚20周年，作为纪念，约定了这次返乡之旅。
那个年代，国内除了飞机，地面交通还很紧张，但北国的各个售票窗口，好像商量好了似的，一看我们的证件，都优先通行。几乎是一口气，我们就径直跑到了大兴安岭的腹部——加格达奇。那里，每天有一趟开往漠河的慢车。
我们登上硬卧车厢，便听见隔壁的餐车里已经人声嘈杂。探头一看，几个中年男子正在喝酒猜拳。一会儿，有位喝得脸红脖子粗的壮实大汉，走进卧铺车厢，他好像眼前没人一般，一屁股坐到我对面的铺位。当壮汉听说我们来自国外，是原来在兴安下乡的上海知青，眼睛顿时亮了，脸盘柔和亲切起来，他伸出手说：“我姓夏，欢迎欢迎啊，你们还想着咱这儿，来来来，我带你们去餐厅，那边县里几个领导都在呢，我给介绍介绍……”我家先生笑着婉拒：“领导们都忙着呢，咱们一块儿聊就行啦。”
车终于启动了。列车员刚过来检完票，随车的警察又过来了，因为这趟列车行走的是中俄边境线，所以要查验旅客的身份证件。当我们掏出外国护照的时候，老夏的目光一下子警惕严肃起来，虽然只是一刹那，但我还是清楚地觉察到了。我开始注意起眼前的这位东北汉子：脑门开阔，鼻挺，眼目机灵，肩厚膀宽。
列车警察仔细询问了我们到访的目的地和访问对象，才通过验查。老夏则告诉我们，现在中俄两国搞经济合作，对外交流多了起来。这时候，我才发现老夏对四周的人头很熟，左邻右舍的旅客都主动和他打招呼，他也到处把我们抬出来：“快见见，他们可是当年的上海知青，特地大老远地赶来看老乡！”这么一招呼，马上就有人过来问长问短，也有人往我们手里塞吃的，我们在国外早已习惯了的人际距离感，就此秒破。
大家热烈地围坐在一起，说着过去的故事。也许我们是同一时代的人，享有共同的青春，说着说着，大家的眼睛都有些湿润，那一刻，老夏拉着我先生的手，反复地说：“你们知青艰苦，真不容易啊……”那夜，睡在我们上铺的壮汉老夏，竟安安静静，悄无声息。
第二天，我们继续瞎聊，老夏虽没说自己具体做什么工作，但对漠河的情况似乎很了解，他告诉我们，兴安公社现在都改建制为乡了，那边的人他都熟，他先提示了一连串我们毫无所知的人名，接着，忽然说到了大河西村的曹克俭和于明亮，那瞬间，我的心突地一跳，这可是两位我们极为敬重的乡亲长辈——我一下子握住了老夏的手！
奔跑的机车响起悠长的鸣笛，卷滚着大地的气流，也搅动着我们激动的心。
傍晚时分，列车终于到达我们旅途的中转站阿木尔。老夏和几位旅客非要送我们下车，还和我们合影留念，分手时老夏又提醒我们，这里只有一处涉外宾馆，这几天如果有问题可以找他，并递上自己的名片。我一看，他原来是漠河某个部门的负责人。
阿木尔是一个林场的地名。1969年，我们下乡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原始森林，以后，听说沿着大兴安岭里侧正在修筑一条铁路，从塔河延伸至漠河的西林吉。而这阿木尔，就是其中一个站点。从阿木尔林场到兴安乡，每天清晨只有一辆长途班车，由于山里的路况复杂，气象千变万化，这趟班车还不能保证定期发车。所以，我们先打听好明天的班车信息，然后才去了老夏说的涉外宾馆。
涉外宾馆是座三层小楼，在一片木刻楞（俄罗斯族民居）的矮屋中，有点另类。更意外的是，楼里没有其他住客，也没有热水。天一黑，气温骤降，冻得我们毫无办法……
又是一个北国之夜，直到凌晨，才朦朦胧胧地好像睡着了。朦胧中，楼道里突然传来了人声，紧接着，有人边敲门边大声叫着先生的名字，很急促。我还糊里糊涂以为是幻觉，但睁开眼睛，看见真的有人进来了，来者竟是老夏，后面还跟着一位年轻人。
老夏说，昨夜到了县里，想来想去仍不放心我们，就立即叫了辆吉普车再折回来，今天直接送我们去兴安。想到漠河距离这儿至少也有几百里地，老夏为了我们，竟彻夜未眠，深山里赶黑路，如此热情，让我和先生感动得一时语塞，不知该怎么表达感谢。
老夏带来的那个年轻人，不由分说地帮我们提起行李往外走，我们只好盛情难却地跟在后面。吉普车先把我们送到一个树林里的招待所，那儿有热水暖气，还有炸果子、白面馒头和高粱碴子粥。待大家刚吃饱喝足，车轮就转开了。
年轻的司机开车飞快，老夏则在旁边打盹。我们睡意全无，各自想着心事。经过二龙河大桥，先生要求停车，1970年他曾在这里待了3个月，天天夜里数着星星，枕着狼嚎。而我一下车，林子里松枝的清香，伴着小咬们无声地扑了过来，刹时，眼窝就热了……
中午时分，车穿过兴安乡镇，停在一栋新盖的大屋前，屋前的院子里，有人正在打柈子。我一眼就认出，那不是老詹家的小詹豁牙子吗？他的大名叫詹庆祥，他的两个弟弟曾是我的学生。小詹虽然头发花白了，但也一眼认出我们，拍着手惊喜地大喊：“那不是小范儿和王老师吗？！早听说你们俩成一对啦，你们可是第一波回来的人呐！”
小詹好像也认识老夏，忙拉着我们进屋坐。马上，我的学生詹庆慧和他媳妇过来了，庆慧已是乡里的干部，他媳妇还是副乡长。乡间的消息飞得特别快，没一会儿工夫，哗啦啦冒出来一屋子的人，大多是我过去的学生，大家乐着闹着，我被团团围在中间……
这一切，老夏在一边笑眯眯地看着。只听见他对庆慧说：“我送他们到家了，就完事啦，你们可要好好招待啊！”然后，又过来与我们再次握手：“你们慢慢唠着，我得去乡里啦！”
浓浓的归乡情，在这个北国之夏荡漾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