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登春台》，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一件回环相嵌的套盒或是一座小径分岔的花园。在联系性与偶然性之间，现实的经验、情感的流动、哲学的思辨纷至沓来，汇聚成格非笔下广博芜杂的小说世界。读者在此间流连忘返又不免心生疑窦，何为登春台？何处是春台？又该如何下春台？

　　《登春台》分为4章，彼此相对独立又暗自交织，借助不同代际、阶层、身份的4个人物的命运流转，不着痕迹地将城乡变迁、人口流动、算法控制在非线性的叙述结构中串联起来，勾勒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也即小说标题所揭示的——“登春台”。但不同于常见的奋斗叙事或现代性反思，《登春台》敏锐地锚定了人际关系的“联系性”，提供了一种别开生面的“进城”书写。一方面，城市化使人与人的关联性日益直观，甚至连产生联系的方式都充满了偶然；另一方面，浅表化联系的背后则是重复的日常经验和隐匿的精神疑难。书中错落登场的沈辛夷、陈克明、姚岑、窦宝庆、郑元春、周振遐等人都是城市化大潮下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这些他人眼中气定神闲的成功者，其“登春台”的过程充满了机缘巧合，所经历的生活又不乏相似之处。正如小说扉页上的题词，“在那里日日万事丛生，其实本无一事”，格非不动声色地掀开了城市化带来的“联系的陷阱”。

　　《登春台》在保有强烈现实感的同时，又悄然与现实经验拉开了必要的距离。格非不断将笔触伸向个体成长的生命原点，去勾描当代人被掩盖在均质化联系下幽微难明的精神图谱。表面上看，4个章节分别对应着4个人物的小传，但实际上《登春台》讲述的并不是彼此割裂的4段人生历程，更像是一个人在不同生命阶段所要经历的种种惶惑。一些相似的情感体验总是反复出现在不同篇章，遥相呼应。而一旦进入到关于痛苦、迷惘的情感叙述，叙述者的语调声腔便为之一变，从冷静确凿的呈现过渡到不确定的意识流动，如同梦境般飘忽，不自觉地一边对记忆自我修正，一边自我掩饰。

　　格非自如地调动时间的修辞术，通过回环往复的悬念与伏笔，找到人与人之间更深层、内在的生命联系，引领读者在不同的时空精神漫游，寻访年少不可得之事是如何困扰我们一生，又怎样召唤我们无数次折返往复。由此，《登春台》每一段人生篇章的我既是“这一个”，也是“每一个”。

　　必须承认的是，尽管小说结构看上去是平行的，却并不“平等”。前3章的主人公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都曾因周振遐的只言片语而如获神启，拾回了直面自己生命中“提婆达多”的勇气。步入生命晚年的周振遐似乎寄寓了作者理想化的人格，是参透人生困苦的豁达长者。小说中浓郁的哲学色彩和玄想气质也几乎都围绕着周振遐展开，从黑格尔的无限性理论到洛伦兹的联系观，周振遐总是处在形而上的高空输出哲理金句，俯瞰着世事变化，如“每个人的心里，都挂着一块幕帘。幕帘把一些东西挡住了。但人其实很清楚，幕帘后面有什么”。

　　小说到了第四章，则笔锋一转，格非延续了《隐身衣》《月落荒寺》中对知识分子的叩问与反思，展开了对过度知识化的讽刺，冷峻地写下周振遐内心世界的虚弱与傲慢。周振遐试图躲开稠密的人际关系，置身被植物包围的住所，追求回归乡土式的隐居生活。但退回到前现代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真实的乡村早已在现代文明冲击下改变。他自视为世界的观察者而非局中人，实际上却在隐秘地享受着一种对芸芸众生俯视的“悲悯”。他沉浸于知识与哲学的王国，但仍然无法摆脱沉重的肉身，需要与无聊、病痛、恐惧耳鬓厮磨。

　　书中那些哲学议论当然是独属于格非的风格所在，但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作者设下的另一种“叙事圈套”。《登春台》的思想分量并不在于文本对古今中外哲学思想的融汇。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曾熟读老庄或者海德格尔，既不妨碍你进入《登春台》，更不影响你走向生命的澄明之境。正如附记中被周振遐解惑的众人，懂得了很多道理之后，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周振遐的顿悟时刻恰恰来自于他放下知识分子的自怜与自恋，真正地走进人群。

　　在我看来，《登春台》最独特之处在于它以从容且诚实的姿态提出了“下春台”的命题。山河巨变，万物互联，登春台易，下春台难。在过剩的社交联系面前，无论是回归传统的乡土，还是寄身知识的乌托邦，一味地在人群之外消极遁逃并不是从心所欲、通往平和的不二法门。毕竟，生命的本真从来不在日常生活之外，深层的联结往往就开始于一次表面的联系，在于重拾身边的“附近”。明亮而清澈的“现在”，就在于我们的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