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汉字之美·中国书法环球行”启动仪式暨“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书法”学术讨论会上，意大利汉学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将王羲之《兰亭集序》与达·芬奇《蒙娜丽莎》做比较研究。这一中西融通的类比，引发了与会者广泛关注和讨论。

　　“我觉得要把中国书法介绍给西方人，王羲之的作品是一个代表。基于王羲之《兰亭集序》在中国乃至东亚的影响力，我认为可以直接将其与西方最有名的绘画之一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类比，以此让更多人明白中国书法的文化高度和艺术分量。”说起自己的观点，毕罗侃侃而谈。

　　从喜欢汉字到临习书法，再到研究书法，毕罗与中国书法结缘已逾20载。他于翰墨书林间自在徜徉，在书法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对汉字一见倾心

　　《庄子·天下》有言：“万物毕罗，莫足以归。”毕罗的名字就来源于此。见到毕罗，是在北京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他西装革履，温文尔雅，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举手投足间颇有中国传统文人风范。

　　然而这位与中国书法渊源深厚的意大利学者，在大学前并未接触过中国文化。“直到高中毕业，因为我喜欢外语，也对历史感兴趣，就想在大学选一门与欧洲文明完全不同的专业。一位伯伯建议我选汉语，他说将来中国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毕罗说，就这样，他在1996年进入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学习汉语，开始接触中国文化。

　　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在大学第一堂汉语课上，第一次接触汉字的毕罗就对汉字一见倾心。“教材《现代汉语教程》上的字体有黑体、宋体，还有楷体，楷体太漂亮了，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图案、这样的形态、这样的布局。”毕罗惊艳于汉字之美。即便只是印刷体，这种饶有手写趣味的东方文字依然让他着迷，课余时间，他常常描摹课本上的汉字。

　　如果说毕罗起初只是纯粹地觉得汉字很美、很有趣，那么来到中国学习的他才开始真正认识书法。

　　1998年下半年，毕罗第一次来中国。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的半年时间里，他喜欢逛书摊买字帖，还喜欢看大街小巷的灯箱广告，因为灯箱广告上有各种各样的书法字体，隶书、行书尤其多。如此丰富的审美空间让毕罗大开眼界，他至今还记得在阜成门看工匠给灯箱刻字的情景。

　　对书法了解越多，毕罗就越渴望学习书法。1999年，毕罗在意大利遇到了自己的书法老师王承雄。自那时起，毕罗开始一边做研究，一边练习毛笔字。直到今天，毕罗依然坚持每天濡墨写字。他说，临写是最快乐的事情，因为就像在和古人直接“对话”。

　　毕罗最喜欢的书法家是欧阳询，最喜欢的书法作品是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九成宫醴泉铭》碑文用笔方整，字画匀称，法度严谨，高华浑朴，是楷书中的范本。“我的目标是写一手‘九成宫’风格的楷体。”毕罗笑着说。

　　后来，毕罗曾到中国美术学院留学，并前往浙江大学进修，2007年获得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汉学博士学位。他对中国书法的研究进入专业学者的领域。

　　一本字帖的延展

　　经常临帖不仅是毕罗的个人喜好，也是他研究书法的一种方式。“临帖对我的研究影响非常大。经典书法作品用笔、结构、章法的微妙，肉眼不一定能察觉，潜心临写才可能有所领悟。”毕罗说。

　　尽管毕罗偏爱欧体，其研究视野却颇广，用他的话说，就是“唐代及唐以前的书法现象都关注”。然而毕罗也不愿将书法视作一种纯粹的艺术。在他看来，中国古人把自己的智慧、思想、情感都写进了书法作品，一本字帖可以延展到当时的人文环境、社会现象等多个层面，由此可以看到中华文明中更加细微的面目。毕罗认为：“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要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就离不开书法。”

　　毕罗的中文专著《尊右军以翼圣教》就尝试以跨学科的视角研究中国书法史。《尊右军以翼圣教》关注《集王圣教序》，其源自唐太宗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由僧侣怀仁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于唐咸亨三年刻制成碑。在书中，毕罗运用历史、艺术、宗教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不仅分析了《集王圣教序》的书风，还考究其立碑的历史背景，探讨其社会文化意义。

　　以书法为切入点，进而关注中国古代的社会、人文、地理环境等，是毕罗做学问的一种路径。而毕罗的研究并非从文本到文本，他认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相信深入现场可以更好地“靠近”古人。因此自第一次来中国起，他便开始“书法行走”，在中国各地寻访书法胜迹。2018年起，毕罗在《书法》杂志连载了十几期《书法行走——一个西方人游览中国书法文化》，将他的所见所感与读者分享。

　　从湖南祁阳浯溪碑林到陕西西安长安区唐代建筑，在毕罗看来，“书法行走”不仅是观摩碑刻等文物本身，也是感受古代的文化氛围和生态环境。

　　2019年5月，毕罗参加中国书协在浙江绍兴举办的“王羲之与二王学的构建”学术研讨会。会后，他穿上汉服，在会稽山下与众多学者“兰亭雅集”，体验“曲水流觞”，并现场挥毫写下自作诗：“初游斯圣地，未感有倾心。俯仰十春过，西东岂不吟？”这次绍兴之行，毕罗虽然没有看到书法胜迹，但身处茂林修竹之中的他，仿佛与王羲之有了更多感应。“1000多年前，王羲之看到的风景是否和我一样？”每每谈及此行，毕罗还会想起当时的思绪。

　　受这次活动启发，毕罗开始系统整理王羲之诗作，并于2023年出版了意大利文著作《一觞一咏：〈兰亭诗集〉研究》。

　　促进中西书法交流

　　在西方汉学家中，专业研究中国书法的学者并不多见。毕罗有专业学术视角，同时对中外书法交流充满热情。多年来，他使用意大利语、英语、汉语发表出版了多部论文和著作，把中国书法介绍给更多人。在他看来，美是相通的，就像不会乐器的人也能欣赏音乐一样，即便不会写毛笔字，西方人也可以感受到中国书法的魅力。

　　在采访中，毕罗多次提到“目击道存”一词。他第一次观摩书法老师写字时，曾啧啧惊叹——用笔稳健，笔力遒劲，笔尖扭转跳动，灵动而精妙。毕罗相信，很多西方人也会和他一样，被书法的书写过程所吸引。

　　2022年7月8日，广州美术学院聘请毕罗为该校教授，随后成立中外书写文化与美术交流研究中心，由毕罗担任中心负责人。该中心汇集来自中国、意大利、伊朗、日本、德国、法国等国的学者和艺术家，着重培养书法史研究与书法文献翻译方向人才，致力于促进中西方经典文化艺术的传播与交流。

　　除了日常教学，毕罗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2023年，他的英文译著《中国书法主要术语的释读和研究》出版，该书翻译自中国学者张天弓对书法术语的简释。毕罗称，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希望该书能够成为西方人“学习中国书法的基本参考工具”。

　　1826年，英国外交官戴维斯把中国书法启蒙教材《间架结构摘要九十二法》翻译成英文；1879年，意大利传教士晁德莅将《兰亭集序》译成拉丁文，收录在他编写的《中国文学教程》；20世纪初，法国人米约把《草字汇》译成法文，并于1909年在巴黎出版……“100多年前肯定有很多‘毕罗’。”毕罗认为，一定还有像他一样的西方人，在中国和西方书法交流中搭建起桥梁。

　　毕罗喜欢中国书法理论中的“意在笔先”。这启示他，成事要先有“意”，并在漫长的过程中为之不懈努力，做学问如此，促交流亦如此。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