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威尼斯宪章》诞生60周年。这一宪章对全球及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皆产生了深远影响。

　　1964年，“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通过了《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即《威尼斯宪章》，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设定了基本准则和方法。该宪章明确了保护工作中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为之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对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威尼斯宪章》原则基础上，更多的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得以实现，先进的保护技术和方法得以交流共享，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认识和尊重。

　　作为一个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从业者，我曾亲历多个国际合作项目，也见证了《威尼斯宪章》精神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从研判、讨论，到融合、发展的过程，也深刻体会到中国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中角色的转变。

　　《威尼斯宪章》在1986年被译介到中国，引发了广泛的学术讨论和实践关注，尤其是保护文化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理念，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以往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依赖于传统工艺、看重修复后的完好程度，转向关注可识别性方法、历史痕迹的去留问题等保护技术问题。

　　与此同时，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积极组织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通过参与相关国际合作项目，不仅引进了国际先进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技术，也培养了一批视野开阔、理论扎实的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才。

　　《威尼斯宪章》的理念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领域中被不断讨论和反思，也促进了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本土化”保护方法。例如，戈父己鼎的修复过程，就采取了选用中国传统浇铸技术制作素面型件，在型件上用固件安置原有残片的方法。又例如在对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地区的保存状况进行评估与制订整体保护规划时，通过引入地理信息系统和文物风险地图等现代技术手段，加强了对该遗址的保护管理。

　　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力量也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中国援助了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尼泊尔文物建筑群震后修复等项目；积极参与了对文化遗产“真实性”的讨论，通过《西安宣言》等文件进一步推动了对文物古迹“完整性”保护的理解。通过分享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和案例，不仅促进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多方位发展，更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影响力。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不仅仅是遵循国际规范的简单复制，而是在实际操作中融入了中国的历史文化特色和现代社会需求的探索，是在理念与实践、国际标准与本土化层面的“双向奔赴”。可以说，我们不仅是《威尼斯宪章》的学习者，也是其理念的贡献者。

　　伴随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文化遗产通过各种形式进入公众生活，融入到文旅、教育、社区发展等诸多方面，不知不觉间，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促进文化交流与理解的重要桥梁。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得到了肯定和重视，有助于进一步督促我们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

　　尽管《威尼斯宪章》在中国的推广和应用带来了诸多积极影响，但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中，中国仍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这些新挑战包括：如何进一步利用好公众的参与热情，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培养对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面对新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如何开展具有可持续性的文化遗产保护；尤其是在数字技术等现代技术应用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时，如何平衡创新与保护原则的关系，再比如如何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尤其在面对众多保护项目时做出等级排序与最优选择等。

　　总的来说，《威尼斯宪章》作为一项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文献，不仅在全球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也激发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全新思考和实践。通过不断的学习、创新，中国不仅成功融入了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还在多个层面上为这一领域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