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夕阳如血，寒风中传来一个消息：池田大作先生逝世了。

　　这是我无法接受的事实。

　　两天前，我与丝绸之路艺术协会负责人访问创价学会总部，路过那片绿树环绕的寂静住宅时，还在想念着池田大作先生。

　　我们回想了父亲常书鸿与池田先生的友情和整理出版他们的对谈《敦煌的光彩》，我作为往来中日之间的使者和助理，在整理文稿过程中，第一时间看到了他们闪闪发光的思想，像一盏明灯指引我前进。这是我最珍贵的人生和艺术的教科书，因此我提议明年在纪念父亲诞辰120周年、母亲诞辰百年之际，在敦煌戈壁一块巨石上镌刻“敦煌的光彩”五个大字并留下两位先生的话，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这是因为他们两人一生对丝绸之路敦煌艺术的热爱和诠释，影响了许多学者、艺术家。

　　50年前，当我看到池田先生的《夕阳》摄影集时非常震撼，我那时还不知道他与中国有那么深的渊源。后来，夕阳也成为我写生创作的源泉。

　　1984年我赴日留学，一年后我和父母参加了盛大的琦玉文化节，当池田先生向两万观众介绍常书鸿、李承仙并引起全场欢呼时，我看到父母脸庞上流下的晶莹泪水，因为这是对他们一生守护敦煌的褒奖。

　　旅日40年中，我5次见到池田先生，这是难得的殊荣和聆听教诲的机会，他每次见面都给我热情的鼓励：努力学习，为日中友好、为世界和平，创造新的文化艺术。

　　1997年，当母亲带领我向池田先生报告在敦煌开凿新石窟时，池田先生马上说：“新的石窟壁画的制作是敦煌文化复兴，是重大的和平文化大事业，是作为世界文化交流的据点，是使人类的心更加宽广的原点。”

　　这句话支持着我克服任何困难，砥砺前行，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将告慰两位先生：为了人类和平和文化，我会继续做下去，传承、发展敦煌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