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中作者不详的好书很多，《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又称《李卫公问对》，简称《问对》）就是其中之一。

　　看书名就能知道，这部书是唐太宗李世民和他手下大将李靖的谈话记录。这二位，一个是历史上最会打仗的皇帝之一，一个是战功卓著、被封为卫国公的名将。

　　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光在战场上展现出杰出的指挥能力，在军事谋略上也都有深入的思考和总结。《问对》记录下二人98次问答，以1万多字的篇幅讨论了诸多军事命题，内容丰富，见解深刻，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贯穿全书的主线思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做了鞭辟入里的概括：“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其中的两个关键词“奇正、攻守”，是最能体现军事辩证思维的两组术语。

　　先说攻守。

　　进攻和防御是战争中最基本的矛盾，《问对》提出新解：“夫攻者，不只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只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以有待焉。”意思是，进攻不是单纯地攻城略地，防御不是单纯地坚守城池。进攻讲求攻心之术，摧毁敌人的防御意志；防御讲求士气旺盛，等待敌人的疏漏出现。结论就是：“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对《孙子兵法》提出的“知己知彼”论断进行了延伸解读。

　　值得一提的是，兵家多喜攻厌守，先发制人，毕竟进攻才能掌握主动。但《问对》反其道而行之：“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意思是，后发制人用潜力，先发制人用锐气；最大限度挫敌锐气，最高程度发挥我方潜力，就能夺取胜利。

　　这一作战思想，含有先让一步、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性质。

　　再说奇正。

　　这是中国古代军事学术中十分重要的命题。李靖说：“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因此，对奇正的讨论，在《问对》中占有很大比重，内容最充分，论述最完备，分析最透彻。

　　奇正讲的是兵力投放的指挥问题。前人已有不少论述。先是《老子》提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孙子兵法》进一步阐释：“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不过，《孙子兵法》的论述停留在形容奇正的变化多端上。后来，《孙膑兵法》、曹操《孙子注》等书对奇正的概念加以推衍。到了《问对》，才对奇正的本源进行了阐述，并拓宽和升华了思想内涵。

　　具体来说，《问对》谈奇正，既反对重奇轻正，又反对简单的奇正划分。对《孙子兵法》“以正合，以奇胜”的名言，《问对》做了大胆的发挥，认为只要善于“示形”，奇与正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二者的运用没有现成方案和预案可遵循。

　　书中，李靖对唐太宗说，没有正兵，奇兵也无所用之。兵贵出奇，但不能不看对手是谁，一味出奇。正兵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有强大实力做后盾，大兵压境，三下五除二，解决问题。如果势均力敌，甚至敌强我弱，那么用诈出奇就显得格外重要。

　　因此，奇正是临时设置，没有固定标准，奇可以是正，正可以是奇，奇可以变正，正可以变奇，全看对方上当不上当、料不料得到。料到了是正，料不到就是奇。

　　由此可见，对于奇正，《问对》主打一个“灵活运用”。李靖痛感那种只知道“以奇为奇，以正为正”，呆用兵法的人是不足以谈兵的，提出“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而灵活使用兵力不是从演习场上所能学到的，必须在战场上根据千变万化的情况“临时制变”，慧心独创。所以，唐太宗慨叹：“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

　　凭借这些军事谋略上的探讨，《问对》在北宋神宗时期，与其他6部兵书一起被选入官定武学教科书——“武经七书”。其他6部书分别为《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对于《问对》的入选，当时以及后来不断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该书是假托，不该选此书，理由是文辞浅鄙，经典怎么能用这么浅白的话呢？

　　武学博士何去非是“武经七书”的编校者之一，也是最先怀疑的人。他把自己的疑惑跟上司朱服说了。朱服回答说，这书传播很久了，不能轻易否定废除。

　　经过历史的检验，“武经七书”确实是中国兵书的杰出代表。而《问对》一书，可能是伪造的，其中涉及的史实有可商榷之处，但书中的思想并不伪，而且军人立论，往往言简意赅，讲求通俗易懂。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道理，非得要求引经据典、洋洋洒洒，这就落入烦琐哲学、腐儒之见了。清代学者俞正燮在《癸巳存稿》中说：“《卫公问对》，语极审详，真大将言也。”这是会读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