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这是宋代典籍《梦溪笔谈》中记载活字印刷的句段。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活字”变幻的视觉盛宴，令世人震撼于东方技艺，至今历历在目。

　　少有人知的是，活字印刷在香港中上环一带曾兴盛一时，成为20世纪50至70年代香港的重要行当之一。如今，经过上环荷里活道，转入西街斜坡，拾级而上，还可以看到一家活字印刷铺——光华印务，它已经矗立近70年。这家印刷铺的故事，也是香港活字印刷行业发展变迁的缩影。

　　两代匠心，亲历行业兴衰

　　任伟生是光华印务的第二代传人，这家印刷铺由他的父亲任朝光一手创立。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印刷业开始腾飞。中环和上环一带商铺、银行林立，对发票、合同、信封、信纸的需求很大，活字印刷因而兴盛。“中环和上环一带那时至少有超过200间活字印刷店铺，相辅相成的店铺一应俱全，烫金铺、油墨铺、铸字公司基本都能在这一带找到。”任伟生说。

　　20世纪80年代，不需要人手排版字粒的柯式印刷（胶印）逐渐普及，传统的活字印刷受到新技术冲击。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四大铸字公司相继结业。“排一个版如果需要100个字粒，只要缺少1粒，那就没办法印。”字粒与活字印刷相伴相生，在唇齿相依的产业链中，铸字公司的关停对于活字印刷店铺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曾经忙得热火朝天的店铺，现在只剩下任伟生和太太二人坚守。

　　精益求精，再现活字技艺

　　任伟生的店铺里存有数十万字粒，看似杂乱无章，其实有迹可循。“一般是按广东话字典中的部首排序，有时也按个人的使用习惯，将常用字放在显眼位置，方便取用。”任伟生说。

　　与现在的计算机排版不同，活字印刷有“执”“印”“切”“钉”四道基本工序，一字落错便要从头再来。因此对任伟生来说，“执”字粒是最繁复且考验技术的工序。他用字钳在字盘中挑选着合适的字体、字号，然后将铅字放入盛载字粒的“字的”（摆放字粒的木质托盘）中，再调整每个铅字之间的距离，行距则要用到一张薄薄的“铅片”。字粒排版完成后，将印版锁紧、固定，便可放入机器内开始印刷。

　　任伟生的店铺里有两部引人注目的印刷机。其中一部海德堡“风喉照镜”印刷机买来已有50多年。任伟生介绍，这部机器通过机械风力吸纸，自动送到压盘印刷，再将印好的纸张收到吸纸台，1小时可以印几千张。另一部“手落照镜”印刷机由任伟生的父亲购入，操作更加原始——加墨时需将墨汁抹在如铜镜般的圆形墨盘上，之后便要借助人力压动手柄。

　　抹墨、锁版、走纸……任伟生完成一系列娴熟的操作后，油墨经墨辘带动至完全均匀，一张鲜红的“福”字中国结跃然纸上。

　　与时俱进，守护活字传承

　　活字印刷作为一个行业诚然已经式微，但香港传统文化保育热潮的兴起，使得活字印刷再度受到关注。2014年，活字印刷技艺被纳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的“传统手工艺”类别。

　　在香港文物保护团体的协助下，任伟生用自己现成的店铺和既有的活字印刷工具，成立了“活字宝手作坊”。借助社交平台和保育组织的推介，任伟生基本每周都有两三场手作坊活动，陆续有学生、志愿团体组织参加。如今，店铺内除了字粒和印刷机，最多的就是相片、锦旗和奖杯。

　　“除了保留住父亲的一份心愿之外，‘活字宝手作坊’也可以推广活字印刷。让更多人知道，活字印刷在香港曾有过一段光辉岁月。”任伟生说，活字印刷的薪火相传，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

　　（据新华社香港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