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西汉的韩婴在《韩诗外传》中这样称赞河流：“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宁，万事以平。”许多古籍都对河流有大量的记载，《诗经》《山海经》《尚书》《说文解字》……代不乏书。

　　大概在东汉、三国时期，出现了一部《水经》，1万多字，记载了137条水道的发源、流程、归宿，作者已不可考。

　　北魏时期，有位官员郦道元觉得这书写得太粗，又缺乏触类旁通的信息，于是就搜集相关资料，重新编排与注释，涉及大小河流、各种水体多达3000多条，成书40卷，共计30多万字，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中古地理系统。

　　这就是《水经注》，成书之后命运多舛：先是经历了50多年兵荒马乱，好不容易挨到了隋朝，国家才予以收藏；又经过了500多年，此书才从手抄本过渡到印刷本；但当它第一次被印刷出来时，已经残缺不全了；又经过7个多世纪，在许多学者的接力校勘后，才基本上恢复了本来面目。

　　为什么经过如此颠沛流离之后，《水经注》还能够基本完整地流传至今？原因很简单，这是郦道元在为官戎马之暇，利用各种地方文献和实地考察所得信息而写成的“宇宙未有之奇书”（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廷语）。为了写作本书，郦道元广泛搜集、占有资料，仅从《水经注》各篇列出的资料来看，就超过430种书。

　　清代学者沈德潜认为，在我国古代记载河流水道的著述中，《水经注》可谓“不可无一，不容有二”。

　　为什么这么说呢？书中对每条水道的发源、流向、二三级支流的汇入、最终归宿等，一一做了详细而有条不紊的描述；对水道流经的大小城邑及其建置沿革、战争遗址等，也做了详尽记录；不仅如此，还对许多水道流域内的自然环境——山脉、溪谷、川原、气候、土壤、植被等，以及人文景观——宫殿、苑囿、园圃、寺庙、桥梁、碑刻等，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同时，对当地的水利工程、风土人情、神话传说、物产资源、民歌谣谚不遗余力地进行了记载。对此，英国学者李约瑟评价是“地理学的广泛描述”。

　　其中，《水经注》对研究地理的历史变迁，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比如瀑布，《水经注》记载了60多处瀑布，不仅位置准确，还记载了不少瀑布的高度。利用这一点，与今天的位置进行对照，可以精确计算出瀑布后退的速度，从而算出河流溯源侵蚀的速度。

　　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就曾根据《水经注》记载的壶口瀑布位置，与唐代书籍《元和郡县志》记载的位置进行对比。计算的结果是，从北魏孝昌三年（527年）到唐元和八年（813年）之间的286年中，壶口瀑布每年平均退缩5.1米。

　　《水经注》对于河流水文的记载，还包括含沙量、水位、流速、冰期等方面。以黄河为例，《水经注》有一项记录，不知为多少著作所征引，即卷一《河水注》所说的：“河水浊，清澄一石水，六斗泥。”由此可见，黄河最晚到西汉时期，就已经是泥沙俱下、浑浊如斯了。

　　除了自然地理，《水经注》繁征博引，留下了不少人文地理的内容。凡一水流经之地，郦道元都会考察流域内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记述逸闻轶事。古代的神话与传说，往往赖以保存。

　　不同于一般的旅行记载，《水经注》可当作绝美的文学作品来看。郦道元历来被认为是描写风景的高手。他不用前人的陈词滥调，追求新颖的表达方式，比如描写河流的清澈，他用的话是“鱼若空悬”。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描写溪流的清澈时，说的是：“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这就是化用郦道元的表述。

　　对景致的整体描写更能看出郦道元运笔的清新。《水经》中有一句“清水出河内修武县之北黑山”，他是这么注解的：“黑山在县北白鹿山东，清水所出也。上承诸陂散泉，积以成川，南流西南屈，瀑布乘岩，悬河注壑二十余丈，雷赴之声，震动山谷。左右石壁层深，兽迹不交，隍中散水雾合，视不见底。南峰北岭，多结禅栖之士，东岩西谷，又是刹灵之图，竹柏之怀，与神心妙远，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为胜处也。其水历涧飞流，清泠洞观，谓之清水矣。”

　　书中似此之处，应接不暇，而且很少雷同之处，皆因郦道元追求语言多变。以瀑布为例，《水经注》里用过的指代词汇有“悬流”“悬水”“悬涛”“悬泉”“悬波”“飞清”等。如此变化不穷，难怪清初学者胡渭在谈及读《水经注》的感受时说：“至今读之，勃勃有生气。”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郦道元一生在北魏做官，从未到过南方，但基本上按照大一统的汉王朝的疆域来撰写《水经注》。当时南北对峙，战争频仍，但在《水经注》中，郦道元细腻地描写南朝的江山风物，反映出他希望祖国统一的心声。因此，在这部地理著作中，浸透着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怀，足以称为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