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北京的中轴线上，从永定门走向正阳门，一直走下去，直到钟鼓楼，一代一代的北京人都曾抬头看见天上那些鸟。很多很多年里，那些城楼都是北京最高的建筑，也是欧亚大陆东部这辽阔大地上最高的建筑，你仰望那飞檐翘角、金碧辉煌，阳光倾泻在琉璃瓦上，那屋脊堪称“世界屋脊”，是一条确切的金线和界限，线之下是大地，是人间和帝国，线之上是天空、是昊天罔极。线之下是有，线之上是无。

　　然而，无中生有，还有那些鸟。那些玄鸟或者青鸟，它们在有和无的界限上盘旋，一年一度，去而复返。它们栖息在最高处，在那些城楼错综复杂的斗拱中筑巢，它们如箭镞破开蓝天，挣脱沉重的有，向空无而去。这些鸟，直到1870年才获得来自人类的命名，它们叫——“北京雨燕”。

　　北京雨燕，是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野生鸟类。此鸟非凡鸟，它精巧的头颅像一枚天真的子弹，它是黑褐色的，灰色花纹隐隐闪着银光，它披着华贵的披风，在天上飞。我们一直不知道它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现在我们知道了，那是令人惊叹、令人敬畏的长征：每年4月，春风里它们来到北京，在高耸的城楼上筑巢产卵，然后到了7月，它们出发了，向西北而去，此一去就要飞过欧亚大陆，直到红海，在那里拐一个弯，再沿着非洲大陆一直向南，飞到南非。这时已是11月初了，北京已入冬天，北京雨燕却在南部非洲盛大的春天里盘旋，直到第二年的2月，它们该回来了，它们穿过非洲大陆、欧亚大陆，向着北京，向着安定门、正阳门而来。

　　这一来一去，大约3.8万公里。赤道周长4万公里，也就是说，北京雨燕，它差不多每年都要飞上地球一圈儿那么远。但这种鸟的神奇并不在此，而在于7月的某一天清晨，当它从正阳门飞起，扑到蓝天里，它就再也不停了，它就一直在天上飞。日复一日，它毫不停歇地飞，它在天上睡觉，在飞翔中睡觉，在飞翔中捕食飞虫，在飞翔中俯冲下去，掠取大河或大湖中溅起的水滴，甚至在飞翔中交配。在北京雨燕的一年中，除了雌鸟必须孵育雏鸟的两三个月，它们一直在天上，飞……

　　如果让我找一种动物、找一种鸟来形容和比喻我理想中的作家，那就是北京雨燕。在北京，你沿着中轴线走过去，那些宏伟的建筑都在召唤我们，引领我们的目光向上升起。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午门、神武门、钟鼓楼，城楼拔地而起，把你的目光、你的心领向天空。北京雨燕把你的目光拉得更远，如果它是一个作家，他就是将天空、飞翔、远方、广阔无垠的世界认定为自己的根性和天命。作为命定的飞行者，他对人的想象和思考以天空与大地为尺度；他必须御风而飞，他因此坚信虚构的意义，虚构就是空无中的有，或者有中的空无，通过虚构，他将俯瞰人类精神壮阔的普遍性。他必定会成为心怀天下的人，心事浩茫连广宇，无数的人、无尽的远方都与我有关，这不是简单地把自己融入白昼或黑夜、人间与世界，而是，一只孤独的北京雨燕抗拒着、承担着来自大地之心的引力。

　　二

　　如果让我选一个雨燕式的作家，我会想到曹雪芹。《红楼梦》第七十回，在那个春日，“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心中蓝天丽日，雪芹兴致大好，安排宝玉和姑娘们放风筝，一大段文章摇曳生姿。这不是曹雪芹第一次写到风筝，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翻看金陵十二钗正册，只见画的是“两人放风筝，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状”，有四句诗写道：“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大家都知道，这说的是探春的命，但我所留意的是那只风筝，指向大海、远方、乘千里东风而西去的风筝。

　　那幅画里的风筝是一只什么样的风筝？没错，是燕子。我认为那是北京雨燕。上世纪40年代中期，曾有一部据说是曹雪芹遗稿的《废艺斋丛稿》面世，后来又没了下落，其中的一种是关于风筝的书。这本题为《南鹞北鸢考工志》的书，记叙了风筝怎么扎、怎么糊、怎么描绘图案、怎么放飞，所谓“扎、糊、绘、放”。在现存的《南鹞北鸢考工志》中，所有的风筝都是燕子。那么，这燕子是北京雨燕吗？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句名诗抒发的盛衰兴亡之叹，是古老中国最深刻、最基本的一种情感，是周流代谢的人事与恒常的山川、自然之间回荡出的一声深长叹息。这种兴亡之叹也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反复弹拨、他与当时的读者最能共鸣同感的那根琴弦。但是，无论王谢堂前，还是寻常百姓家，一年一度来去的燕子，应该都不是北京雨燕，而是家燕。家燕是雀形目燕科，而北京雨燕属于夜鹰目雨燕科，家燕和麻雀是亲戚，北京雨燕和夜鹰是亲戚，它和家燕反而没什么关系。

　　曹雪芹扎糊绘制的那些燕子，究竟是家燕还是雨燕？这个问题是无解的。那些风筝的图案并不是写实的，而是拟人的、符号化的，赋予了各种各样的吉祥寓意。雪芹固然不知家燕和北京雨燕在动物学上的科目区别，但他童年来到北京，在这里长大。正阳门和他家附近崇文门的天空上，每年晚春和初夏盘旋着的雨燕，必定是他眼中、心中的基本风景。那个时代的北京人，抬头就会看见那些燕子，然后低头走路。但有一个人，一定曾经长久注视那些燕子，那些盘旋在人间和天上的分界线上的青鸟——他就是曹雪芹。他是望着天上的人，是往天上放飞了一只又一只飞燕风筝的人，他的命里有天空、有永远高飞而不落地的鸟。

　　——那就是北京雨燕。然后，这样的一个作家会有一种奇异的尺度感，他把此时此地的一切都放入永恒大荒，无尽的时间和无尽的空间。他获得一种魔法般的能力，他写得越具象，也就越抽象，他写得越实，也就越虚。雪芹的前生是一只北京雨燕，他在未来再活一遍会是一个星际穿越的宇航员。说到底，他是既在而又不在的，天空或太虚或空无吸引着他，让他永久地处于对此时此刻的告别之中，是无限眷恋的，但本质上是决绝的，他痴迷于不断超越中的飞翔。

　　这样一个北京雨燕式的作家，会本能地拒绝在地性。比如曹雪芹，他和很多很多当代中国作家不同，他从未想过指认和确证他所在的地方。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过，曹雪芹成长于北京，《红楼梦》是北京故事，但是，在《红楼梦》中，他从未确切地描述过这座城市，我们可以推导出贾府和大观园的空间分布图，但在这部书中，你对整座城市的地理空间毫无概念，似乎是，这个人让大观园飘浮在空中，让飘浮在空中的大观园映照和指涉着广大世界、茫茫人间。

　　三

　　有的作家，比如李白和曹雪芹，他们是雨燕。有的作家，比如杜甫，他是行者。杜甫是中国文学中最伟大的行者，在他之前，只有屈原。但屈原更像是北京雨燕落在了地上，屈原的诗是雨燕落地后的悲歌绝唱。而杜甫，他是第一个走过并且写出“本路”的诗人，第一个直接面对累和喘息的诗人，第一个在累和喘息中为生命唱出意义的诗人。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与我有关”，杜甫走向远方、走进无数人，取经的行者心中觉悟，这经不是在天上写好了等他来取，这经就是他一步一步的行走在大地上写出来的。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诗》）杜甫曾经是雨燕，后来落了地，他竟在地上长出了脚，一步一步走过去，这何其难啊，李白和王维那样绝顶的心智都做不到。但是，现在让我们重读一遍《登高》，杜甫身体里的那只雨燕真的飞走了吗？没有，还在，他翱翔于天之高、地之阔、江河万古，然后，他缓缓地落下，落到此时此刻、此人此心。杜甫也是雨燕，杜甫的生命中竟然真的一直有“所向无空阔”，在绝对的重中依然能轻，在石头缝里望见了明月，他是悲，他是欢，他是穷途末路，他是通达安泰，他能收能放能屈能伸能快能慢，由此，他才能把艰难苦累淬炼成诗。

　　四

　　说回我自己，不论是雨燕，还是行者，他们都朝向远方。我的《上河记》也是一部关于远方的作品。在这本书里，我从黄河之源走到黄河的入海口，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土地上漫游，走过山、原野、河流、村庄、城市。

　　——那时是2000年，在那时，旅行通常是为了出差或探亲，没有功利目的，仅仅为了置身于彼，这样的事似乎并不常见。在那时，我被“行走”这个词所召唤，我想，你要任自己的意走出去，去往你未曾去过的地方，你得见见山川、世面，会一会陌生的人。

　　我的梦想、我的计划如虎，我的行迹如蛇。在那一年的5月，我意气飞扬地出发，当时我是《人民文学》的编辑，每个月把稿子发完就跑了，跑上半个月再回来，工作、发稿，再出发。如此到了秋天，这样的节奏渐渐不能持续，我走过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然后窝在家里写出了一本《河边的日子》。

　　这是我极不自信的一本书，写出来之后，再不曾读过它。这种不自信，就体现在这本书当年的跋中，这篇跋的题目是《我一无所知》，显然是一种防御性姿态：我自己都说了一无所知，你们还能责备我什么？但是一无所知你还写什么呢？这个问题倒是难不住当时的我，人之病就在于自以为知，我来了、我在了，恍然知道自己的无知，这未尝不是值得写出来的“大知”。

　　我不是一个珍惜旧作的人，我写过那么多文字，当时常常得意，后来并不在意。2000年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我去了黄河边，写了《河边的日子》，我还写完了《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到了第二年，又开始给《南方周末》写《每月新作观止》的专栏。似乎只是在那一年，36岁的我才走着走着冲动起来，本来是在逛文学的街，忽然就发足狂奔跑起了马拉松。但无论当时还是以后，我从未试着对自己的写作赋予重要和持久的意义。比如那本《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书出来我就把它忘了，直到17年后才增补再版，改名为《青鸟故事集》。

　　同样的，我一直没有想起《河边的日子》。直到2022年的某日，有朋友说起他当年喜欢这样一本书，我把它从书架上找出来，重读一遍，回到那些地方，回到当年那个自己身上。我想，我也是喜欢这本书的。

　　这本书像一艘船沉没在我的书柜最底层，它的时钟停留在2000年。书之外，时间前进，人事代谢，沧海桑田。23年前的那个我和那个世界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切，即使是亘古山河原只是此时此刻，都在时间与历史之流中呈现为不可复现的殊相，青冰上牡丹开，青冰上无牡丹。

　　正因此，这本书最宜忘了，然后在后来的某一天想起来、翻一翻。这是穿越，是重返23年前，现在侵入往昔、他乡原是故乡。李商隐的两句诗最是浩渺奇幻：“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恍兮惚兮你不知那写诗的人在哪里，他看着窗外星沉海底，他看着大雨仅在一座之隔掠过黄河之源。

　　当然，多年过去，我自己也变了。如果回到当年新源里那幢楼上的电脑前，我必会写出另一本很不相同的书。为此，我专门增补了一篇《自吕梁而下》，那是2019到2022年的我所写，书名改为《上河记》出版。

　　是的，重读这本书时，我并不喜欢2000年的那个我，我一边读着一边刻薄地嘲笑他，他那份在人世中的羞涩、行文时那种小心翼翼的谨慎，有时简直让我无名火起。但是，最终我还是感激他在2000年突发神经地进行了那次漫游，那确实是我的决定，那次漫游一定程度上确定了、标记了后来的我：对田野、对山河故人、对实际的而不是理念的人世与人事的持久热情和向往。

　　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我”召唤了我，我意识到，那次旅程并没有结束，此时此刻，我依然梦想着、计划着很可能不可能的旅程：我会在某一日继续行走，直上河源，而后掉头沿黄河而下，走上次没有走完的路，山西、河南、山东，走过春秋战国的、北方的大地，走到黄河入海之处。不是为了写另一本书，只是为了去寻找当年的雨燕与行者，去成为一只雨燕，或再做一次行者。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