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是一部囊括诗赋、骈文、散文等文体的很有影响的文学总集，又叫《昭明文选》。

　　萧统读书时一目数行，过目不忘。每逢游宴盛会，作诗可赋至十数韵。有时梁武帝让他作诗，他总是稍加思考便能作出，而且不用修改。当时东宫差不多有三万多卷书，知名才子都云集在萧统门下，文学创作一片繁荣。《文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编选出来的。

　　这部诗文总集用30卷的篇幅，包罗了先秦至梁代初期的130多位作家的700多篇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的文学史保存了重要的资料。

　　唐代崇尚文学，以诗赋取士，《文选》成为士子举子必读的文学范本，《文选》学成为一种专门之学。当时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意思是把《文选》读到烂熟，相当于半个秀才了。

　　读《文选》，不可不参照古人的注解，唐代有两个注本，值得关注。一个是李善的《文选注》，一个是《文选》的“五臣”注。五臣是指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

　　李善知识渊博，被誉为“书簏”，就是书箱的意思。他注释《文选》，用力甚勤，征引书籍将近1700种。其中大量古书已经亡佚，借李善的引用得以保存一部分下来。

　　古代文学作品喜欢运用典故，汉代以来尤其如此。如果读者不知某句某词出自何处，就难以理解作品的意思。李善的《文选注》就在注明典故、引证史事上颇下功夫。

　　比如《文选》里选了曹植的《洛神赋》，其中有言：“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后半句好理解，是说感觉既惆怅又怀疑。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前半句里“交甫”的意思就很关键了。这里是用典故。

　　李善注说：“《神仙传》里说，有个叫郑交甫的人，在汉江游玩时，遇到了两位美貌的仙女，于是就跑去搭讪。仙女给了他一块随身玉佩。可郑交甫刚走了几步，一摸怀里的玉佩，竟然不见了，回头去找两位仙女，也找不到踪影。”原来郑交甫被仙女戏耍了。曹植在这里引用郑交甫的典故，正是用来说明，洛神送给自己玉佩时，自己之所以感到犹豫狐疑，是因为怕和郑交甫一样被戏耍。

　　诗文用典，是利用最少的文字投入，以实现表达效果最大化。用典用得好，能在很短的篇幅里构筑出深远的想象空间。刘勰《文心雕龙》里有《事类》篇来专门论述这一问题。他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因此，对于注释诗词歌赋来说，解释事典是主要矛盾，只要注明了典故和史实，一般情况下文字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对这两个注本的优劣，很多学者做过比较，比较公认的是，李善征引多解释少，五臣则解释多征引少。李善所以如此，是有意为之，一来典故标注明白了，读者自然能意会，再一个，对容易懂的字词就不用注解了。五臣不然，逢文便注，生怕读者不懂，虽然通俗，但太浅薄了些。比如扬雄《长杨赋》里的这一句“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五臣注解说：“圣武，武帝也。勃然而怒，于此整其军旅也。爰，于也。”原文意思很清楚，把“爰”字解释一下就行了，可五臣不厌其烦，相当于复述了一遍。

　　另外，李善精通文字学，博览群书。五臣学术水平远不如李善，注解时有错误。苏轼就说：“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所谓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为胜善，亦谬矣。”南宋学者洪迈也说五臣是“狂妄注书，所谓小儿强解事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虽然五臣注有很多不足，但其疏通文意，也有可采之处。唐代人的著述，传世很少，不必废之。”既指出五臣注的弱点，又恰当地肯定了其亦有可取之处，堪称公允之论。

　　我们今天看这两个注本，李善注典雅高端，五臣注通俗浅近，各有所长。前者注重科学性，后者注重通俗性，两者各有所偏，若能合二为一，岂不善哉？确实合起来了，南宋以来形成的《六臣注文选》，就是以李善注为主，五臣注为辅。《文选》至此双剑合璧，文学价值得到了最大化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