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高处俯瞰，是一片紫红色的海洋，站在地上望去，是看不见尽头的绿色屏障，这就是高粱地。在大片的高粱地里，不要说藏下一个人，就是藏下一个连、一个营，从外面也看不到任何异常。“南方的甘蔗林，北方的青纱帐”，如果把青纱帐比作房屋，高粱就是青纱帐的屋脊。谷子是青纱帐的组成部分，大豆也是青纱帐的延伸，而真正的青纱帐则是玉米和高粱，尤其是高粱。

　　高粱栽培的历史非常悠久。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酿酒始祖”叫杜康，汉代的《说文解字》记载：“杜康始作秫酒。又名少康，夏朝国君。”这里的“秫”据说就是高粱。考古发现江苏新沂县三里墩西周遗址中有碳化的高粱杆和高粱叶，河北石家庄市市庄村战国时的赵国遗址中，发现了两堆碳化的高粱粒。这说明至少西周和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在种高粱。清朝前期高粱得到大面积推广，那原因真的想不到，是因为水灾。治水就需要筑堤，要想堤坝结实就要加筋，于是，就把高粱秸埋到土里面，发挥筋的作用。这样每年需要大量的高粱秸，高粱的种植面积随之扩大。但高粱作为粮食并不好吃，于是便尝试用来酿酒。用高粱酿的白酒还真的好喝。可是，历朝历代都不允许随意用粮食酿酒，清朝更是如此，因为“酒占人食”而施行严苛的禁酒令，高粱再难吃也是粮食。直隶总督李卫上奏乾隆皇帝：“宣化府地方所产高粱，有味苦者，惟凶年乃以充饥，丰年宜听其烧酒。”此例一开，高粱白酒大行其道。

　　其实高粱不只是酿酒。虽然明朝徐光启在《农政全书·种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谷部》中都曾记载高粱，但都不如元朝王祯在《王祯农书》中对高粱用途介绍得详细：“茎高丈余，穗大如帚，其粒黑如漆，如蛤眼。熟时收割成束，攒而立之。其子作米可食，余及牛、马，又可济荒。其梢可作洗帚，秸秆可以织箔、夹篱……”高粱穗脱掉籽粒后，不仅可以做刷锅洗碗的炊帚，还可以做扫地的笤帚。我们小时候的笤帚都是高粱穗子做的，挺括好用。但多数高粱的穗头是抱紧的，做笤帚的是一种穗头散开的高粱，每年种高粱时，刻意种一部分这样的高粱，秋后分给大家做笤帚。高粱从穗头到第一个骨节那一段叫“挺杆”，最广泛的用途是缝制盖帘，可以做锅盖，也可以在包饺子时用来放饺子，现在还有人在用。农村的人到城里串亲戚，有时还带上两个盖帘送人。挺杆的另一个作用是用来做工艺品，我就见过用挺杆插制的黄鹤楼，不仅逼真，而且高雅。当然，拥有这种手艺的人如凤毛麟角。

　　高粱秸秆我们叫秫秸，秫秸的皮可以剥下来织席，秫秸还可以直接编箔，用来苫盖东西。再就是插篱笆，在院子里种上两畦菜，为了防止家禽破坏，就用秫秸插上一圈篱笆。如果是爬蔓的蔬菜，比如丝瓜、眉豆，还可以爬到篱笆上开花结果。不论是春天篱笆上的黄花、紫蕊，还是夏秋季节吊挂在篱笆上的丝瓜、眉豆，都是农家院落的一道风景。孩子们还可以自己动手，用秫秸做玩具。秫秸皮按照自己的需求劈成一条条，插接在秫秸芯上，做成各种形状的玩具。

　　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那个地区提倡种“两红”，即红薯和红高粱。其实高粱不仅比玉米难吃，而且产量也并不比玉米高，但是，比玉米管理粗放，对水肥要求相对较低，最重要的是更适应盐碱地种植。农村“大包干”之后，农民有了自主权，第一个被淘汰的粮食品种就是高粱。后来我回老家想要看看高粱，老家的妹妹哈哈大笑：连猪饲料都是玉米了，哪里还有高粱。

　　没有人种高粱，高粱稀缺了，可酿酒又离不开高粱，于是高粱反倒成了经济作物。随着收购价格的提高，有人又开始种高粱了，而且不是一般的种植，是“订单农业”，先和酒厂签了合同再下种。面积也不是千八百亩，家乡有人流转了上万亩土地种高粱。在高粱红的季节我赶了过去，那真的是壮观，一直自诩农民出身的我，却第一次看见那么大面积的高粱。品种有些像当年的多穗高粱，秸秆矮了些，穗头大了些，红红的籽粒泛着淡淡的金黄色。秋风吹来，绿油油的叶子轻轻摆动，像是在亲切招手。

　　许多人在高粱地头拍照留念，高粱成了打卡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前没有人想到有一天高粱会成功逆袭。

　　回到家正巧收到一份家乡的报纸，头版头条即是《高粱产业“映红”乡村振兴路》，高粱又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