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永禄（Pedro Sobral），来自葡萄牙的青年汉学研究者、翻译者，北京大学葡萄牙语教师。

　　葡萄牙和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两国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交流。目前，中国已经有很多优秀的学者在研究葡萄牙历史和文学，我很自豪地称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我的老师和榜样。而对于葡萄牙来说，除了经济交流，在文化和学术层面还需要更多专注并精通汉学研究的汉学家团队，这样才能让葡语世界的公众更好地接触和理解中国。

　　澳门是一座和葡萄牙关联深远的中国城市，我和这里缘分颇深。我2016年第一次来中国，就是到了离澳门很近的珠海市，之后更是经常访问澳门。在这里，我了解到尽管葡语汉学研究在中国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些知识和成果却并没有传递到葡萄牙。从那时起，我决定通过我最热衷的两项活动——教学和翻译，为拉近中国和葡萄牙以及葡语国家的距离作贡献。

　　作为葡萄牙汉学研究漫漫长路上的求索者，我一直希望可以将中国文化带到葡萄牙。我完全同意荷兰汉学家顾朴（Hans Kuijper）提出的“翻译是汉学家的主要任务”这一观点。我相信汉学家要想超越学术环境、真正为拉近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和促进相互理解作出贡献，除了进行史料翻译，也应关注其他的文本和体裁，尤其是文学作品。

　　虽然我还不敢自认是汉学家，但我愿通过翻译这一途径，打开葡萄牙人对中国的视野。以我发表的梁启超《葡萄牙革命之原因及其未来》葡语译文和相关研究为例，这篇文章一方面可以为1910年的葡萄牙革命提供来自东方的视角，另一方面也可以向葡萄牙介绍这位对现代中国非常重要、却在葡萄牙汉学研究中仍然被忽视的思想家。因此，我看到这篇文章的第一眼，就觉得翻译这篇文章很有必要。

　　我曾参加北京语言大学组织的《中国文化知识词典》翻译工作。我认为，工具书的翻译可以使丰富深奥的中国文明中的概念和表达变得容易理解，是初学者了解中国的良好参考工具，而理解好这些传统概念也对了解现代中国至关重要。

　　在我看来，要了解中国，不仅要读经典，还要了解中国的近现代文学和文艺作品，这样才能达到文化和文学研究在时空上的完整。文学是两个不同国家和文明交流中的重要部分，翻译者处于十分关键的位置。文学的翻译与史料翻译、文化传播翻译一样具有挑战性。

　　由于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差异，中国文学作品需要在丰富的背景下，通过令人信服的解释和恰当的文化转换，配合以清晰的阐释和表达，才能更好地被外国读者欣赏。以钱钟书为例，他的文学作品具有如此丰富的文化深度，即使是中国读者也可能会错过他的许多用典，更不用说外国读者了。因此，翻译这样的作品，需要译者兼具汉学家的知识和作家的天赋，这样才能展现好全世界共有的文心（literary mind）。文学翻译可以说是跨文化学的最高境界，作为一名青年汉学研究者和澳门大学中国文学专业的博士生，我渴望将来能够有机会翻译文学作品。

　　翻译者通常被视为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一座可靠的桥梁不仅要使用高质量的材料，也必须跟上交通工具的发展。翻译人员同样应掌握各种传达内容的方式，包括电影、纪录片，甚至电子游戏等。因此我也非常高兴能参加去年的“新汉学计划”海外高级中文翻译人才培养项目中国影视笔译工作坊。这项活动让我意识到，做好流行文化的翻译，可以对更多人展示当今真实的中国。

　　如今汉学、中国学在葡语国家越来越受欢迎，学习汉语的人也越来越多。不过要让葡语国家的人民熟悉中国、让中国人民熟悉葡萄牙乃至其他葡语国家，不管在翻译方面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要走的路也还很长。但我相信，中葡之间未来可期，这也是我对自己努力的方向——葡语汉学和中葡跨文化交流的期待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