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在上海外滩峰会上表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G20转型金融框架》的重要贡献者。绿色金融不仅是体现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加分项，还是防止不转型和慢转型的约束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既需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加快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项目；又需要强化转型金融，有序推动高碳行业和经济活动的低碳转型。

　　监管部门积极引导

　　如何引导金融机构积极服务兼具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各类经济活动？近年来，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做了很多有益尝试。

　　中国人民银行深入参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央行和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等国际合作平台，主动引领绿色金融国际议题。今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欧委会相关部门共同牵头完成《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及更新版，中欧两大绿色金融市场标准的趋同迈出重要步伐。

　　今年6月，中国银保监会印发的《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要求银行保险机构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从战略高度推进绿色金融，加大对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支持，防范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提升自身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前不久，中国证监会同意广州期货交易所开展工业硅期货和期权交易。据了解，工业硅是“硅能源”产业的重要原料，属于绿色低碳品种。推出工业硅期货和期权，对于完善工业硅价格形成机制、提升市场主体风险管理能力和助力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广州期货交易所更好地服务绿色发展。

　　“目前，我国已成为在全球率先构建起较为完整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国家，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方面市场规模持续扩大，走在了世界前列。”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本报记者说。

　　金融机构主动作为

　　政策积极引导，各金融机构也主动作为，服务绿色发展。

　　在湖北，襄阳市襄水源生态公园今年4月份开园，成为襄水岸线修复生态提升项目的首个节点性工程。水生态修复、河道清淤、暗渠生态改造、景观提升等一系列工程的背后，是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8.5亿元贷款资金保障。据国家开发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开行持续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引导社会资金形成服务绿色发展的合力。截至今年10月中旬，国开行已发行“碳中和”“长江流域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等绿色专题债券1440亿元，余额1190亿元。

　　在江苏，高邮市积极推进“粪肥就地就近还田”，积极推动种养结合、农牧循环，促进畜禽粪污从“污染源”向“营养源”转变。面对农户普遍担心施用粪肥会影响农作物产量的顾虑，中国人寿财险江苏省高邮市支公司创新推出“腐熟粪肥（沼液）还田利用种植保险”，积极扩大保障范围，支持腐熟粪肥和沼液还田。今年10月，该业务全国首单成功落地，为高邮市首批施用农户提供了280余万元损失风险保障。

　　“2022年，交行持续加大对绿色信贷的支持力度。截至9月末，绿色信贷增幅27.69%，清洁能源贷款增幅48.46%。”交通银行董事会秘书顾生说，在资源配置方面，交行积极运用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对相关贷款给予定价补贴；在考核评价机制方面，交行将绿色信贷发展和两项政策工具落实情况纳入相关经营绩效考核中。

　　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

　　如今，金融服务绿色发展的作用开始显现。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到2022年三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20.9万亿元，同比增长41.4%，比上年末高8.4个百分点，高于各项贷款增速30.7个百分点。分用途看，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贷款余额分别为9.37、5.33和2.9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4%、40.9%和63.2%。

　　宣昌能表示，推动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要注意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自愿性与强制性的关系、标准制定和监管约束的关系，充分结合中国实际，加大金融支持经济低碳转型的力度和质效。

　　“标准制定和监管约束是实现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两只手’。”宣昌能说，中国金融机构资产中，高碳行业信贷资产占比较高。如果过快退出化石能源等高碳资产，将增加转型风险；如果过慢退出高碳资产，既不利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同样也会加大金融风险。“对此，应通过强化金融监管、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等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按照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和路线图要求，不断提升绿色金融能力水平，支持经济有序低碳转型。”

　　董希淼认为，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向未来，金融业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丰富金融工具和产品，增强金融对环境治理和产业发展的引导、约束和杠杆功能，稳步拓宽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的融资渠道，最终为绿色发展注入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