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版:台港澳周末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2年12月03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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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走遍大陆“大江南北”

——漫谈台北市路名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2年12月03日   第 08 版)

  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齐湘辉、黄扬)展开台北市地图,似曾相识感扑面而来,南京东路、杭州南路、重庆北路、汉口街……这座城市以大陆地名命名的街道数不胜数。漫步台北街头,看见熟悉的道路名称,会有一日走遍中国大陆“大江南北”的特殊体验。

  一座城市的街巷地名如同记录过往的密码,蕴藏着深厚历史渊源。台北城区如中国地图般的道路名称和布局,是如何形成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时间回溯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甲午战争后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的宝岛台湾终于重归祖国怀抱。彼时的台湾百废待兴,要从方方面面消除殖民化影响,尤其是奴化教育遗毒。

  “日本在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推行奴化教育,严禁台湾民众学习和使用汉语,包括不能取中国名,只能取日本名。当时台湾街巷也不能取中国地名,要依照‘町目番’的日本方式命名。”台湾历史学者戚嘉林说。

  据戚嘉林考证,1945年10月22日,当时的国民政府下达对台北街道进行名称改正的命令,11月17日颁布《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确定四项命名原则: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如中华路、信义路、和平路等;宣传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如民权路、民族路、民生路等;缅怀伟大人物,如中山路和纪念郑成功的延平路等;适合当地地理或习惯,且具有意义。

  最终,给台北街道命名的重任落到一位叫郑定邦的上海建筑师身上。1946年,郑定邦被调派台湾,任当时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民政处代理技正。台北地名如何能既实用又有意义,他的学生、台湾传统建筑研究专家李乾朗回忆说:“郑老师颇费了一番心力。”

  郑定邦最后决定用一张中国地图为台北街道命名,并于1947年完成。“这是郑老师毕生的得意之作。他在课堂上说过,命名时参照了上海街道命名思路,即南北向街道用中国省名、东西向用中国城市名。但与上海不同的是,郑定邦对台北街道的命名更系统化。”李乾朗说。

  当年李乾朗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学习建筑学,郑定邦已不再担任公职,在大学兼课任教。课堂上,台北街道命名成为他反复提及的经典案例。

  李乾朗展开1948年的台北都市计划图对记者介绍,当时地图中心点位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所在地,以此拉出的两条轴线隐约与大陆的陇海铁路、平汉铁路对应,道路命名分布原则上符合两条铁路划出的四块区域。如:宁夏路、太原路等在中心点西北方的大同区,辽宁街、长春路、吉林路在东北方的中山区,武昌街在中心城区,桂林路、西藏路在西南位置的万华区。

  “台北还有忠孝、仁爱、信义等深具中华传统文化意涵的道路。”李乾朗说,他办公室所在的敦化路,意即“仁爱敦厚、化生万物”,出自四书五经。

  在台湾南部的高雄市,当地小朋友能掰着手指头数出路名:一心路、二圣路、三多路、四维路、五福路、六合路、七贤路、八德路、九如路、十全路。这些街道也是抗战胜利后命名,都取典于中华传统文化,朗朗上口,蕴含深厚文化底蕴,成为高雄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这些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地名背后,都有着一段不平凡的故事。这些故事寄托着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无尽的牵挂,成为印刻在台湾百姓记忆里的乡愁。”戚嘉林说。

  台湾著名建筑学家夏铸九对记者说,台湾许多地名体现了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联结,关乎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影响深远。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操弄“去中国化”,刻意淡化、消除中华历史文化的影响。“但是,两岸的共同记忆是抹不去的,血脉联系是割不断的。”

  (参与采写:杨丁淼、陆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