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辽金元考古研究部副研究馆员尚珩在朋友圈发了几张照片。照片里，红墙上，“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牌子摘下，换成了“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牌子。这一天，“2022北京公众考古季开幕式”启动，新组建的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也正式揭牌。

　　在首都北京这样一座世界闻名的古城从事考古工作，自然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新时代，这群考古人承担了更为宏大和光荣的使命。

　　将城市副中心历史提前到西汉

　　“摸排时听村里老人说，他们小时候还能看见城墙。我们就这么发现了北城墙。”明清考古研究部副研究馆员孙勐向记者介绍。

　　“南城墙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老百姓也记错方向，探了好长时间才发现有问题。”孙勐继续回忆道。

　　尚珩插话道，“艾演墓可跟南城墙正好对上了，墓志上说，‘潞县甄升乡，古潞城南一里平原’……”

　　他们所说的，是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路县故城”。2016年，当时的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专家们，通过“地毯式”勘探，在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的周边发现了汉代城墙夯土，经过与文献资料对比后确认，这里正是西汉时渔阳郡下辖的路县县治所在。

　　这一发现，将通州的建城史至少提前到了西汉初期。这也意味着，今天北京的城市副中心所在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是一个地区性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一遗址对研究副中心地区历史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孙勐正是这一发掘项目的负责人，从2016年至今，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考古现场，吃、住在通州工作站，即便节假日也不例外。尚珩也是这片考古遗迹的早期发掘者之一，发掘过1095处墓葬。他们提到的艾演墓是一座唐墓，它的位置和墓志，成为了路县故城城址的有力佐证。

　　采访这天是周五下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中华叮嘱记者：“跟孙勐多聊会，拖到下班点，他就不回通州了，能回家待一晚上。”

　　一屋子人会心一笑。屋里，还坐着几位考古研究院的领队，分别是辽金元考古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魏然、辽金元考古研究部馆员戢征。整个研究院里，总共有14位领队，常年在各处工地驻守，这一天少见地聚齐了5位。

　　同样长期驻扎通州区的，还有魏然。这位沉默寡言的领队，过去3年都在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新校区进行考古。这里，同样发现了大量墓葬和遗址。校方对他们的发现十分重视，积极配合勘探与发掘。与其他几位领队一样，说起自己的工作，他总是很平静。

　　路县故城发现后不久，其文物保护工作就被纳入城市副中心建设整体规划。2017年1月9日，北京市政府正式批复对路县故城进行整体保护，建立考古遗址公园，并配套建设博物馆。2020年，北京通州路县故城遗址保护展示工程顺利开工建设。今年9月，路县故城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地下结构施工全面完成，提前12天实现正负零封顶，为后续钢结构、幕墙等施工打下了坚实基础。

　　“简直就是跟太阳和温度赛跑”

　　考古研究院很多人都记得，如今也不过36岁的领队戢征，在2016年新婚燕尔之际，接到了去位于延庆区的“2019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会址进行考古的任务。他二话没说就去了。

　　“戢征手气特别好”，院里流传着这么个说法。求证时，他却一脸苦笑，“我怎么觉得特别‘背’？”

　　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都指向同一个事实，这几年戢征经手的项目，总能勘探到面积很大的考古遗迹，挖出数量众多的文物。虽然每个领队手里的项目数量差不多，但过去5年，戢征是院里负责勘探面积最大的领队。对于考古人来说，这当然是好事，但也意味着工作量倍增。

　　他掰着手指算，光世园会就挖出1000多座墓葬，其中不乏魏晋时代的大家族墓。离开延庆项目后，他又转战顺义区、大兴区、平谷区……总是收获颇丰，却也总“感觉忙不过来”。

　　印象最深的，还是为了确保世园会项目如期开工，深冬腊月在比市区“冷得多”的延庆区勘探。那一幕记忆犹新，“出发时城里在下雨，到了延庆发现在下雪”。

　　戢征和孙勐两个人，也被同事们编成了顺口溜：“新婚燕尔的戢征，抛妻弃子的孙勐。”玩笑背后，是工作的重重辛苦。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这些堪称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中流砥柱的领队，大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之间，正处在最为年富力强的年龄。

　　艰苦的环境，已成为这群考古人的集体记忆。

　　“比如夏天，只能抢一早、一晚的凉快时间干活，中间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根本没法干。”说起夏天施工，魏然满脸无奈。

　　到了冬天更麻烦。

　　对考古人来说，以往每年11月15日之后就进入了冬歇期。因为北方冬天一旦土被冻住，就无法勘探了。这个阶段要一直持续到来年3月15日左右。大家会利用这段时间，整理一年中的考古发现。

　　但这几年，工作多、任务重，冬天照样得干。

　　魏然说，冬天勘探的办法就是“给土地盖棉被”。把冻土层挖掉后，覆盖一层薄薄的虚土，第二天太阳出来后，把虚土层轻轻刮掉再进行勘探。当天晚上，再覆上一层虚土。“简直就是跟太阳和温度赛跑”。

　　“每逢重大工程先考古”

　　在城市副中心和世园会考古绝非偶然。考古研究院里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耳熟能详的“大项目”。比如，环球影城、大兴国际机场、冬奥会场馆……

　　鲜为人知的是，这几年北京人人熟悉的这些大型工程背后，都有考古人的身影。“每逢重大工程先考古”，成了新时代北京的惯例。

　　综合业务部副主任卜彦博说，这几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围绕“一轴一城、两园三带、一区一中心”重点任务，不断攻坚克难，为首都考古、古建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卜彦博记得，情况是从2014年开始发生变化的。从那年开始，“先考古、后出让”理念成为主导。

　　2014年3月1日起，《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施行。其中规定了四种应当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建设工程，包括——位于地下文物埋藏区；旧城之内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旧城之外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二万平方米以上；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况。

　　卜彦博解释，以前考古工作是被动的，比如施工过程中发现了墓葬，这时候要停工，让考古人员介入。现在，则变成了考古工作前置。文物保护工作由“被动跟进”变为了“主动完成”。

　　惜时如金的大工程，对考古人员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时间压力。

　　尚珩还记得，在为北京城市副中心考古时，“一天要接100多个电话”。最多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9家具有考古团体领队资质的单位，总共3000余人前来支援。

　　“他们光从大巴车上下来，走到马路对面，就得用足足15分钟。”尚珩感慨，考古人很少见到这么热火朝天的场面。而这，也是北京市系统开展的最大规模考古工作。

　　重大任务接踵而至。

　　这几年，该院为中轴线、老城和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三条文化带的建设做了诸多工作。比如中轴线考古，光是过去一年，就发现了明嘉靖三十二年（甚或更早）以来依次叠压的七条道路，明确了南中轴路的规制和工程做法，厘清了明清以来南中轴路的历史脉络。

　　让考古人员感动的是，现在很多考古新发现，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有些地方甚至牺牲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保护新发掘出的遗址。

　　“对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反映的是一种全新的政绩观。”张中华认为。“我们的工作，不是给经济建设拖后腿，而是提升发展的品质。比如一个小区建设时发现了遗迹，也许在完成考古工作后，可以底下建遗址博物馆，上面该怎么建怎么建，谁不希望住在这样好的地方呢？”

　　“文明密码的解锁者，文化传续的火炬手”

　　新时代以来，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交上了一份亮眼的北京答卷。

　　比如，该院通过考古工作为副中心的顺利建设创造了条件，这一模式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肯定与推广。

　　几年间，他们始终践行“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和“先考古、后出让”理念，成效斐然。仅过去一年，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就完成考古勘探256项，勘探面积1670万平方米；考古发掘102项，考古发掘面积10.8万平方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现有中轴线考古、琉璃河遗址、新宫遗址、路县故城、金中都、长城等。

　　全新的理念，指导着全新的考古实践。尚珩计划着明年3月去箭扣长城继续考古，他的工作，对于长城研究性修缮具有重要意义，改变着长城的保护方式。“以前遇到坍塌的砖石，当渣土进行清理，其中的历史信息就彻底灭失了。但引入考古发掘就不一样了，现场就连渣土，在我们眼里都是宝。”

　　很快，领队们又要踏上去工地的路。孙勐和魏然去了通州，戢征去了平谷……

　　“我这两天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在想考古院这群人有什么特质。”作为领队之一，张中华迄今还是圆明园遗址考古的项目负责人。“这群人其实学了好多知识，为了这份工作什么知识都得多少懂点，但一天天的要么风餐露宿，要么青灯黄卷相伴，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还跟打了鸡血似的，图什么呀？”

　　他陷入沉思。“想来想去，我们应该是‘文明密码的解锁者，文化传续的火炬手’。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