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秋天，对于中国人民大学2022级新生王静秋而言，是幸福的。来自延安中学的她，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北京中关村大街59号——中国人民大学。85年前，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陕北公学，就是在她的家乡延安成立。

　　今天，走进人大，红砖红墙，象征着“复兴栋梁、强国先锋”的红色传承；三“人”并列的校徽，诠释着“人民、人本、人文”的办学特色；立德、明德、崇德、求是等教学楼的名字，诉说着立德树人的不懈追求……

　　在清凉山下诞生，在太行山上抗战，在燕山脚下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从诞生之初就独树一帜，勇走新路。2022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将迎来85周年华诞。回首过往，85载弦歌不辍，让她担得起中国人民大学这个厚重的名字；展望未来，中国人民大学将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红色基因

　　“不分性别、出身、职业、党派信仰，只要有志于抗日救国皆可报考……”这是陕北公学招生简章中的一段。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平津地区、南方多省的高校或沦为日军兵营，或毁于轰炸，幸存下来的高等院校寥寥无几，中国的教育事业遭到重大打击。

　　熊熊烽火中，中国共产党率先认识到了抗战教育的重要性。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陕北公学。一时间，海内外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潮水一般纷纷涌向这座陕北小城。

　　年仅19岁的印尼华侨孔迈就是其中一位。为表示不辞而别的歉疚和报效祖国的决心，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他把自己的一张照片寄给了母亲，照片背面写着：“妈，把我献给祖国吧”。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副馆长刘春荣深有感触。搜集校史资料时，她曾看到一篇儿子怀念母亲的文章，里面写到其母珍藏的一枚陕北公学成立一周年纪念章。得知这位校友给自己取名王世贻，刘春荣潸然泪下：“贻，是赠送的意思。她也是把自己献给了祖国啊！”

　　“天下人心归延安”。师生们的“开学第一课”，就是亲身践行“劳动创造世界”。延安办学条件艰苦，挖窑洞、筑讲台、修操场、建校舍，开荒、种菜、打柴……都得自力更生。黄土高原上的乡亲们没想到，新式学堂里的念书学生，这么爱劳动、这么能吃苦。

　　为了保证陕北公学的师资，中共中央从国统区抽调一大批知名学者、文化名人来校任教。创建不到半年的时间，陕北公学就成为当时中国西北人才荟萃之地。毛泽东同志曾先后10次到学校演讲，高度评价陕北公学是“全中国的缩影”、是“一幅中国进步的缩图”。

　　陕北公学创新实行党团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办学两年，共培养6000多名学生，吸收3000多名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部分学员毕业后奔赴前线，在革命战争的烈火中淬炼成长。

　　随着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变化，1939年7月7日，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紧接着，华北联大师生经过3个多月长途跋涉，东渡黄河，穿越敌人重兵把守，到达了晋察冀解放区。

　　在“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年代，这毅然决然的“逆行”，走出了一条新路。抗日战争期间，华北联合大学在残酷的敌后战场办学6年，培养干部逾万。

　　曾到华北联大考察的英国勋爵林迈可教授夫妇等认为，在中国敌后方的根据地，有一批国内第一流的、著名的学者、教授，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办大学、同人民一起战斗，这是历史的奇迹，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

　　1948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将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为迎接全国解放培养大批建设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中国政法大学，调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部分干部组建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素养和专业知识的新中国的建设人才。一路走来，党创办的大学随着党中央的搬迁而搬迁，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1950年10月3日，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1号院，3000名青年学生和校长吴玉章一起，在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等人的见证下，迎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首次开学典礼。正可谓“新中国，新大学，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焕彩人文霞蔚，聚力风气云凝”。

　　党创办的学校虽几易其名、合并重建、辗转千里，而办学初心不改、救国之志弥坚。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表示，从造就“革命的先锋队”到“培养万千建国干部”，从“战火中的大学”到“解放区最高学府”，从“新国家的新大学”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中国人民大学从延河之畔一路走来，红色基因与优良传统传承不息，始终不变的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展现了“党办的大学让党放心、人民的大学不负人民”的精神品格。

　　社科重镇

　　“本科毕业后，我就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读研究生，从此跨进人大的校门，大半辈子时光都留在这里。”“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高铭暄，今年已94岁高龄。在人大的一方校园里，学生们偶尔还会看到这位精神矍铄的老先生。殊不知，法学院学生的必读书目《刑法学》，就是高老主编。

　　1954年，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留校任教的高铭暄，被选入新中国第一部刑法起草工作小组。这一起草，就是25年。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获得通过时，已是第38稿。高铭暄成为了参与全过程的唯一学者。

　　“教育乃我之事业，科学乃我之生命。”如今，高铭暄仍然没有停下脚步，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生态保护……他始终对新领域、新规范保持关注。他说：“学生们回来看我时，说我的观点对他们的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一流的大学，离不开一流的大师。在中国人民大学，立德树人就是根本任务。

　　2018年10月，新修《清史》103卷105册3200万字终于完成全部印制稿，正式提请验收。这项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学术文化工程之一——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正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戴逸领衔主持。在85岁时，戴老曾这样直抒胸怀：“清史是我的专业，我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办新闻教育要时刻关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要和中国新闻事业的实践相结合。”到今天，96岁的中国新闻史学科开拓者和奠基人方汉奇，仍在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知识体系高呼。70岁学电脑，80多岁开微博，年近90岁玩微信，他说：“我这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研究新闻史、教新闻史。”

　　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中国人民大学注重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被誉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

　　回看华北大学成立的8个专门研究室：中国历史研究室，历史学家范文澜兼任主任；哲学研究室，哲学家艾思奇兼任主任；中国语文研究室，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兼任主任；国际法研究室，法学家何思敬任主任……真是名家云集、大师荟萃。

　　再看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从建校初期的“八大系”到孕育孵化一大批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现代专业；从新中国法学、新闻学的第一位博士和第一位外籍文科博士，到囊括“第一本中共党史教材”“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思想通史”“第一套哲学专业教材”等在内的众多“第一”，中国人民大学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独树一帜。

　　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立看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必须把根基深深扎进中华文明沃土之中，把眼光牢牢投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85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始终坚持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办学特色，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重镇。

　　“先锋分子”

　　刚刚过去的暑假，许多人大学生收获了一堂教室之外的必修课。

　　他们有的参与“千人百村”项目，蹲点河南省光山县东岳村，把乡村振兴宏大命题变成咫尺实例；有的参加“创新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聚焦环境治理，为前沿问题补充“最优解”；有的跟随“案例中国”项目，走进四川省泸县，从上百页的实践材料中，总结出泸县宅基地改革的基层智慧……“学在人大，行在中国”，这样的故事说不完。

　　“完成这些科研、实践项目时，我们尝试着亲近祖国大地、捕捉课堂之外的世间百态，也直观地理解了中国社会的治理逻辑、建设逻辑、发展逻辑。”去年毕业后赴西部基层就业的校友徐贵荣，回忆起人大暑期社会实践，依然心潮澎湃。

　　在校期间，人大学子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进入社会后，人大人用自己的躬身实践，为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写下精彩注脚。

　　从改革开放初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胡福明校友，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撰写《东方风来满眼春》的陈锡添校友……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馆长贾铁英发现，离校后，校友生活的城市、工作的行业等可能都会改变，唯一不变的是在人大铸就的精神根基。

　　1937年，毛泽东同志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说：“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在中国人民大学，这段话被反复提起。

　　今天，新时代的中国，党和人民同样需要一大批这样的先锋分子。无论身处天南海北、工作在千行百业，奋进在新时代前列的昂扬精神，人大师生将始终保持。

　　不少人大人说，大家有一种相通的感受，就是在人群中能精准识别出校友。“说不明白具体是什么，应该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气质。”

　　实事求是，镌刻着这四个大字的校训石，矗立在学校东门，已成为人大一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