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作者，不会猛夸自己的著作，那不成了王婆卖瓜了吗？可南朝的范晔是例外。

　　他这么评价自己写的《后汉书》：“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从古至今，没有哪部书像我这本书一样既规模宏大，又思虑精深。自此以后，体大思精这个成语就流传开了。

　　如此自信，并非自大狂，确实有根据，卓尔不群之处主要有三点：其一，范书一出，其他写东汉历史的书就“让开大路，自居两厢”，并逐渐失传了；其二，为杰出女性鼓与呼，理念远超同时代人；其三，不为威权所压服，并不单单为帝王将相做家谱，而是让普通人也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范晔开始写《后汉书》时，东汉已经灭亡200多年了。这么一来，他就无法像司马迁那样，可以跟知情人士了解种种历史的细节。很多鲜活的传闻传说，采访不到，只能依靠前人著述。

　　但有弊就有利，正因为时过境迁，各种史料得以在市面上流传，比当代人修当代史更有材料占有上的优势。

　　刘珍等《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薛莹《后汉记》、张莹《后汉南记》、张璠《后汉记》……这一系列散佚的后汉史书，都是范晔的素材库。

　　范晔花了20多年的工夫，在这些素材里杀了个七进七出，终于修成本纪10卷、列传80卷，快写完时因政治斗争牵连下狱被杀。为了让《后汉书》完整，有人用晋朝司马彪《续汉书》里的10篇志加以填补。

　　与《史记》《汉书》这两座史学大山相比，《后汉书》毫不示弱的地方在于范晔新立的7种类传（就是把一类人放在一起作传）——《党锢列传》《宦者列传》《文苑列传》《独行列传》《方术列传》《逸民列传》《列女传》。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给杰出女性做的传——《列女传》。以前西汉刘向写过《列女传》，但其中所写女性，好的多，不好的也有。范晔是第一次在正史中把女性地位提高到与男性并列，而且所写的17名女性在各方面都表现优异，有择偶重品行轻富贵的桓少君，有为兄长补齐《汉书》的班昭，有断机劝夫上进的乐羊子妻……就是不关注古代人最看重的节操。

　　比如其中有位蔡琰，就是蔡文姬，博学多才，擅长文学、音乐、书法等，代表作《胡笳十八拍》。她的经历很传奇，最先是嫁给卫仲道，丈夫死后回家。东汉末，中原大乱，诸侯割据，原本归降汉朝的南匈奴趁机叛乱。蔡文姬为匈奴左贤王强娶，为他生育了两个孩子。曹操统一北方后，花费重金赎回蔡琰，并把她许配给董祀。

　　一女事过三夫，这在一脑门子女德的古人看来，蔡文姬实在是失节甚多。唐代学者刘知几就反对把她列入《列女传》。后来修的正史，干脆把《列女传》改为《烈女传》，单从为丈夫守节这一个方面考察，专记严守三纲五常的贞女烈妇，使得广大妇女在历史上的地位，大大降低了。比起范晔，他们的格局太小了。

　　因此，从赞美女性这一点能看出范晔的特立独行，异于常人。清代学者王鸣盛读了《后汉书》，大加赞扬：“这部书推重德义，贬抑势利，推扬那些隐逸之士，痛斥那些奸佞之辈。宰相公卿不怎么写，而特别着墨于不愿做官的清流。足见范晔这个人的品行与流俗不同。”

　　王鸣盛的评价很公允，举个例子说明一下。范晔擅长弹琵琶，南朝宋文帝让他为自己弹奏一曲，范晔就不弹，公然抗命。南朝时佛教盛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朝野上下没有不崇佛拜佛的，就范晔不信佛，天天与丞相为此大吵特吵。

　　这样的性格投射在《后汉书》里，可以看到，范晔对那些位居高官厚爵却对社会没什么贡献的人，就不立传，或者专揭其短。

　　东汉重臣胡广，性格圆滑，谄媚宦官，得以历事六朝，为官30余年。当时有谚语讽刺道：“天下中庸有胡公。”范晔在《胡广传》中写他越老越糊涂，越糊涂，越升官。这篇传除了写他是个大官僚、老糊涂，就没别的了，连一些礼节上的好话都没有，通篇贬斥。

　　对于那些刚正不阿的人，范晔就极力表赞。写杨震，“先公道而后身名”；写孔融，“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写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即便是汉光武帝的对头隗嚣，范晔也说“知其道有足怀者”。

　　这种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因此，读《后汉书》，常常感觉很痛快，跟读老成持重、固守绳墨的《汉书》的感受真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