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书法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征程：迎接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书法大展”日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

　　本次大展将书法寄情抒怀的艺术表达方式与记言录史的社会功能相结合，组织300多位书法家深入基层、广泛调研，通过精心创作遴选的300余件作品，聚焦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以及“时代楷模”先进典型事迹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讴歌时代，书写人民，赞美英雄。

　　“征程”展无疑将是当代书法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展览。之所以说“又一个”，是因为它是当代尤其是近10年探索中国书法发展方向的一个环节。

　　科举废除、学制西化和硬笔替代，使书法自1905年后逐渐边缘化；1979年浙江美术学院招收书法研究生、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等，使书法重获国家教育和文化体制支持，由此开始融入国家文化发展大格局中。

　　40多年来，无论是书法学科地位的不断提升，还是持续至今的“书法热”现象，都反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现实活力。更重要的是，在40多年的复兴历程中，书法界找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创新路径，比如坚定传承并力图弘扬中国传统文人书风的道路、继承和发扬清代碑学观念与技巧的道路、兼容传统文人书风与清代以来篆隶北碑书风的道路、借鉴其它艺术门类（包括西方艺术）而发展起来的注重形式创新的道路等。每一条道路，都在当代书法发展中留下了丰富成果，也将成为未来中国书法史必须书写的篇章。

　　但当代书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长期以展览竞赛为中心，导致风格趋同，出现所谓“展览体”；学科归属中以书法为“视觉艺术”，导致重笔墨轻文本。深入地看，问题的本质是书法逐渐演变为专业人士从书斋（工作室）到展厅的闭环活动，越来越脱离现实生活。

　　2014年，中国书协针对性地提出“植根传统，鼓励创新，艺文兼备，多样包容”的评审方针，“植根传统，鼓励创新”和“多样包容”针对“展览体”；“艺文兼备”则首先针对文字错误、文本错漏及胡乱处理行款等问题，中国书协为此专门设立“文字文本审读小组”，限制此类作品的入选，同时对自作文辞不断给予鼓励，例如，同等笔墨表现水平下自作文辞优先入选等。

　　这一评审方针发挥了积极作用。投稿的书法家开始关注文字、文本和行款问题，以前常见的繁简字转化错误、文本错漏、行款违背书仪等现象大幅减少，作品的综合文化品质显著提升。由此带来的是书法家对蕴含在笔墨之中的传统文化的敬畏，也就是对书法的传统文化品格的重新体认。传统文化的综合滋养，是书法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苏轼曾说：“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

　　中国书协乘势而上，在常态化展览之外，分别于2018年和2019年策划了“现状与理想——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源流·时代——以王羲之为中心历代法书与当前书法创作”两个大展，并配套举行“乌海论坛”和“绍兴论坛”，引导书法家全面思考当代书法与历史文脉的关系。

　　但书法与时代生活之间的联系，仍待探索。2020年，中国书协举办了“中国力量——全国扶贫书法大展”。这次展览部分作品的文辞，是采访现实生活中的扶贫事迹后撰写的白话文，突出书法作品文辞的“记言录史”功能。这对习惯书写古典诗文的作者而言，不啻为一个重大挑战。

　　2021年，中国书协举办“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书法大展”，策展理念提炼为“浸入式感受、体验性书写、主题性创作”。具体要求是：书法作者亲身深入生活，搜集有关史料甚至访问有关事件发生地和参与人，然后撰写文辞、书写作品。

　　本次“征程”展在延续书法家深入生活进行采访等做法的同时，进一步要求部分作者采用传统诗文，加强与历史文脉的呼应。

　　这是40多年来书法发展理念的一次重要飞跃。

　　这一理念，将书法家推向现实生活、感受历史文脉，从而打破了传统的“书斋—古诗文—书法作品”这一习惯，形成了“生活—自作文辞—书法作品”的崭新创作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书法家在创作之前，需要体验现实生活、熟悉文章传统。

　　书法与所有艺术门类一样，以历史文化为发展根基，以现实生活为创作源泉。社会生活每时每刻为艺术家们提供着各种各样的情感激发；文字、语词和文章也为艺术家们昭示着深蕴其中的民族精神。在生活中获得情感体验，并因事而成文，在文字、语词和文章中回溯历史和文化，再因文而濡墨。这样的笔墨表现，必然与简单对标展厅要求而抄写古诗文具有本质的差异。

　　由于惯性的限制，一两件作品或许还难以看出这种差异，但持续地、普遍地按照这种方式进行书法创作，其成效是可以期待的。历史早已证明这一点。如果没有“兰亭雅集”的生活情境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文章，则千古名作《兰亭序》必然无从产生；如果没有祭奠为国捐躯的侄儿以及由此生成的祭文，也就不可能有《祭侄文稿》这件巨作；如果没有蒙冤被贬黄州而生成的诗篇，也就不会有名传千古的《黄州寒食诗帖》。无论是王羲之、颜真卿还是苏东坡，再天才的艺术家，也难以用闭门造车的办法创造出惊天动地的杰作。书法家沈尹默说：“书学所关，不仅在临写、玩味二事，更重要的是读书、阅世。”旨哉斯言！

　　当然，古代文辞也有激发作用。因此，唐代书法家孙过庭说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则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前四种是抄写他人文辞，而后两种则是自作文辞，都可能引发书写时的情感波动。简单取舍，既不符合书法发展史，也不现实，更不是科学的态度。

　　中国书协的倡导也不局限于单一创作模式。2014年评审方针的落脚点是“多样包容”。“中国力量”“伟业”以及今年的“征程”展，都不仅包容各种文辞，而且在风格上也提倡多样性，鼓励书法家充分发挥创造才能。

　　有理由相信，在通过主题性展览而建构的这一崭新创作理念的引领下，前述40多年来探索过程中所有有价值的艺术创造路径，将在坚守艺术取向的同时进一步关注生活、关注文化，从而在越来越宏阔的当代中国文化大格局中找到自己更好的位置，共同推动中国书法事业更好地发展，使书法艺术不断繁荣昌盛，并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大乐章同频共振，谱写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时代旋律。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