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美国密歇根州大急流城警察局公布4段非洲裔美国人帕特里克·利奥亚遭警察枪杀的视频，立即在美国社会引发轩然大波。数百人聚集在大急流城市中心，抗议警察暴力执法，要求公平正义。为何在美国警察枪口下丧生的多是非洲族裔？为何暴力执法的美国警察常被轻判？为何此类事件层出不穷？针对美国暴力执法背后的种种问题，专家分析指出，暴力执法与种族歧视、枪支暴力及政治体制积弊等问题交织叠加，已成为根深蒂固的“美国病”，目前还看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

　　为何遇害的多是非洲族裔？

　　美国密歇根州大急流城警察局公布的4段视频显示：4月4日清晨，美国密歇根州警察截停了26岁非洲裔美国人帕特里克·利奥亚驾驶的汽车。利奥亚下车后，警察要求他回到车里并出示驾照。利奥亚未能出示驾照，尝试逃跑，警察开始追赶。两人搏斗中，警察试图按住利奥亚并掏出了电击枪，利奥亚开始抢夺。警察这时拔出手枪朝利奥亚头部开了一枪。

　　代表利奥亚家庭的律师本·克伦普发表声明说，针对一名赤手空拳的黑人，警察完全没有必要过度使用暴力。

　　2020年，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窒息死亡，引发全美大规模抗议并激起全球各地“黑人的命也是命”反种族歧视示威游行。独立调查项目“警察暴力地图”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弗洛伊德遇害后一年内，又有181名黑人在警察执法中死亡。

　　为什么遇害的多是非洲裔美国人？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者孙成昊指出，美国暴力执法问题与系统性种族歧视密不可分。客观而言，美国非洲裔群体的犯罪率比其他族裔高，尤其在疫情发生后，美国经济下滑、社会矛盾激化，少数族裔获得的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公共福利资源比白人更少，种族间对立冲突加剧。美国警察对非洲裔群体带有偏见，警惕心和紧张感也更加明显，在对待非洲裔犯罪嫌疑人时更容易采取暴力手段和危险性动作。在此情况下，非洲裔群体的暴力犯罪越来越多，警察与非洲裔群体的矛盾越来越深，暴力执法的概率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酿成一个个悲剧。

　　“美国警察暴力执法问题与美国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密不可分，再往深层探究可以发现，种族歧视本质上是阶层不平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魏南枝分析，美国不同种族间的贫富差距大、不同收入人群之间教育差距大，美国相当比重的非洲裔群体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难以接受优质教育并顺利就业，很难通过个人努力实现阶层向上流动，因而容易陷入世代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窘境。美国警民冲突长期客观存在，与美国高持枪率和非洲裔美国人高犯罪率有关，其背后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包括非洲裔在内的少数族裔面临的系统性歧视的体制机制问题从未得到有效解决。

　　为何美国警察施暴常被轻判？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报道，2020年5月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谋杀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的美国白人前警员德里克·肖万，被判处22年零6个月的监禁。明尼苏达州总检察长基思·埃利森表示，肖万因行使致命武力，成为“有史以来警员被判最长刑期的其中一人”。

　　然而，像弗洛伊德事件这样的判决结果十分罕见。《柳叶刀》报告显示，1980年至2018年间，美国约有30800人因警察暴力死亡，其中非洲裔因警察暴力死亡的概率是白人的3.5倍。

　　根据“警察暴力地图”统计数据，2021年，美国有超过1124人死于警察暴力，其中大部分是在非暴力犯罪甚至没有犯罪行为的情况下被警察杀害。2013—2020年期间，有98.3%暴力执法的警察未被指控犯罪。换言之，仅有极少数的美国警察会因暴力执法受到法律惩罚。

　　“弗洛伊德案件中，肖万被定罪主要是为了给群情激愤的美国民众一个‘交待’。”魏南枝指出，美国是一个警察国家，警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由于司法体系对警察执法始终采取保护措施，美国对警察暴力执法案件的判决往往呈现出偏袒警察的结果。美国也是典型的判例法国家，过去已判决的案例，会成为新案件判决的重要参考。因此，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被轻判已成常态。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美国，“警察基于合理恐惧的行为可被谅解”的观念普遍存在。如果警察能合理解释自己的行为，证明在某一个时刻认为自己或同事的生命受到威胁，那么陪审团通常不会给警察定罪。

　　孙成昊表示，到目前为止，美国司法系统对警察暴力执法的容忍度一直相对较高。法律对警察更有利，给予他们使用武力的自由，警察在不了解对方动机的情况下，出于安全考虑有权利选择开枪等对犯罪嫌疑人危险性较大的动作。此外，包括陪审员在内的美国人更倾向于信任警察，因为他们希望警察能够保护他们的安全。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美国民众在遭遇警察暴力执法后起诉警察的概率非常低，起诉后判处警察有罪的案例更是少之又少。

　　为何此类事件层出不穷？

　　今年2月26日，美国纽约举办了一场纪念非洲裔青年特雷文·马丁的活动。10年前的这一天，17岁的马丁惨遭白人协警乔治·齐默尔曼枪杀，齐默尔曼最终被判无罪，这一判决结果在美国各地激起抗议。纪念活动上，美国民权组织领导人阿尔·沙普顿指出，“美国的种族歧视还远没有被根除”。

　　“警察暴力执法问题与种族歧视、枪支暴力等社会痼疾交织黏连，成为根深蒂固的‘美国病’之一。”孙成昊指出，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每个美国公民都享有持枪权。近来，美国枪支暴力问题日益严重，“幽灵枪”屡禁不止，在非洲裔聚居的社区内犯罪率尤其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警察的生命安全也受到更大威胁，在面对非洲裔犯罪嫌疑人时更容易采取开枪等伤害性强的动作。同时，由于美国各州对警察执法的相关规定不同，缺乏统一限制标准，警察系统对暴力执法的约束力明显不足。近年来，美国警察在执行任务时被要求佩戴执法记录仪，但这种技术层面的微小改进对解决警察暴力执法问题可谓杯水车薪。

　　魏南枝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暴力犯罪率大幅提升，弗洛伊德事件等警察暴力执法问题层出不穷。这并非近年来才有的现象。实际上，每当美国国内经济下行、金融危机、就业危机发生时，种族矛盾、暴力冲突等社会问题就会频频发生。种族矛盾被扭曲为警民矛盾，美国政府无法解决问题，就掩盖问题，转移矛盾。因此，人们才会看到十分吊诡的一幕：美国种族问题一直在被炒作、被激化、被放大，却始终未得到实际改变。可以说，美国警察暴力执法的社会土壤一直未被清除，暴力执法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正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所言：美国系统性的种族主义需要系统性的应对措施，需要采取全面而非零碎的方法，才能消解几个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系统性歧视和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