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揭晓“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6项入选。本版于3月28日刊登其中的两项即四川稻城县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南阳市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本期刊登余下4项。

　　四川广汉市 

　　三星堆商代遗址：

　　丰富三星堆 

　　遗址文化内涵

　　三星堆遗址自1929年首次发现以来，开展了多次考古工作。其中，1986年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当年抢救性发掘了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发掘出土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青铜面具、黄金权杖等珍贵文物，可谓“一醒惊天下”。

　　“但这次发掘还存在一些遗留问题，比如‘祭祀坑’所在区域的堆积状况不明，如堆积分布情况、层位关系、堆积来源等均不清楚；一号坑与二号坑的关系，诸如年代关系、性质关系、埋藏文物之间的关系还不明确；‘祭祀坑’与区域内其他遗存的年代关系、空间关系、功能性质关系等尚未可知；是否存在新的‘祭祀坑’亦未回答。”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说，“这也正是新一轮工作的缘起。”

　　三星堆商代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从2020年3月启动至今，已经初步摸清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格局，并新发现6座“祭祀坑”，目前K3、K4、K5、K6已经结束野外发掘工作，K7、K8发掘工作也已过半。截至目前，6座“祭祀坑”的地层关系、堆积形成过程、形制结构、遗物埋藏状况已经基本清楚，出土金器、铜器、玉石器、陶器等2000余件，另提取象牙500余根。其中重要文物包括金面具、鸟形箔饰，顶尊跪坐铜人像、扭头跪坐人像等，部分遗物从造型、纹饰来看，均前所未见。

　　本次考古发掘新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将促进关于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礼仪和祭祀体系研究；进一步阐释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认识。1986年发掘的一号、二号坑出土的大量遗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文化因素，表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出土的若干新器物，如K3出土的顶尊跪坐铜人像和铜圆口方尊等，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认识。

　　湖北云梦县郑家湖 

　　战国秦汉墓地

　　出土目前所见 

　　年代最早木觚

　　湖北云梦县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分布于楚王城城址的东南郊。2020年5月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云梦县博物馆联合组队进行发掘。

　　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罗运兵介绍，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发掘区分为A、B、C三区。2020年发掘A、B区墓葬共196座，均为战国晚期以来的楚文化小型墓葬。2021年发掘C区墓葬116座，其中14座为饱水墓葬。从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殉牲习俗等来看，均为秦文化的中小型墓葬，墓主应与公元前278年秦军占领安陆后的秦人及其后裔有关，年代跨度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

　　在本次发掘中，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字材料。其中，战国末期墓葬M274出土一件长文木觚（一种多棱体木牍），全文约700字，字体是典型的秦隶，觚文记载谋士荼游说秦王寝兵立义，体例和文风与《战国策》近似。该觚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文字最长的木觚，形制罕见，内涵丰富，学术价值重大。“觚文不见于传世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一篇全新的策问类文献，丰富了战国后期政治史资料，是研究当时社会思想的珍贵文本。”罗运兵说。

　　据资料记载，云梦原为楚地，公元前278年后属秦。罗运兵表示，云梦是秦人统一南方的战略要冲，郑家湖墓地与楚王城城址及其周围的睡虎地、龙岗等墓地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年代均集中在白起拔郢至西汉初，这些墓主多是楚、秦、汉嬗递——秦汉帝国大一统进程的亲历者、见证者，多学科研究也清晰地揭示了当时南北人群的频繁迁徙与交融互动。这些材料为研究战国晚期至西汉初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中华文明大一统的进程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国家认同提供了典型案例，“可谓活化了秦汉帝国大一统进程中重要节点的历史场景”。

　　江西樟树市 

　　国字山战国墓葬

　　越国、越文化考古 

　　有了新突破

　　“江西两周时期考古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考古学文化面貌不清，谱系尚未构建，‘吴头楚尾’的历史进程不明，各种文化的消长关系不清等。”在汇报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唐锦琼从面临的问题说起。

　　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为系统解决这些学术问题提供了契机。该墓葬发现于2013年，是江西考古工作重地清江盆地东周时期的中心性城址——筑卫城的附属性遗存。

　　国字山墓群位于筑卫城以西，由4座形制接近、规模相似的大型墓葬组成，国字山墓葬即是其中的M1。

　　自2017年起，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樟树市博物馆组成的国字山考古队对国字山墓葬及周边地区开展系统的勘探、发掘和研究工作。整体工作秉持聚落考古理念，将国字山墓葬置于筑卫城遗址群和东周时期清江盆地的大时空框架中考察。经过近5年的发掘，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据唐锦琼介绍，墓葬虽经早期盗扰，仍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器物的种类以漆木器为大宗，还有金属器、陶瓷器和玉石器等。器类有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日常用具等。

　　值得关注的是，墓内出土两件有铭铜戈（戟），经专家考证，器主分别为越王勾践的玄孙翳和翳的一个儿子。另由墓内出土铭文及遗物等推断，墓葬时代为战国中期。

　　考古专家认为，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是近年来江西地区东周时期考古的重大突破，填补了江西东周时期考古空白，为构建和完善本区域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谱系提供了关键性资料。同时，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是越国、越文化考古的新突破，为百越文化研究打开了新局面，对研究作为“吴头楚尾”的江西地区东周时期吴越楚关系、政治格局演变具有重要价值，更是为本区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探索提供了直接证据。

　　甘肃武威市唐代 

　　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揭示吐谷浑民族 

　　融入中华文明体系史实

　　武威地区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近年来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组建吐谷浑考古项目组，对其开展了持续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

　　2019年，项目组发掘了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该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墓中出土墓志一合，时代明确，内容丰富，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区“大可汗陵”，墓志左侧面还刻有两行未能释读的文字，可能为吐谷浑本民族文字。

　　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刘兵兵介绍，慕容智墓中出土了一批随葬品，其中诸如木质胡床、大型床榻、六曲屏风等，皆为国内同时期相关文物首次或罕见的发现。

　　2020年，在完成慕容智墓出土301件（套）文物保护修复的同时，在武威地区开展了大规模调查和勘探工作，发现并确认吐谷浑王族墓葬共计23座。

　　2021年，以探明“大可汗陵”的具体方位、布局特征以及丰富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文化内涵为主要目标，考古队对武威地区新发现的长岭-马场滩区3座墓葬进行发掘，出土随葬品290余件。从相关材料进行判断可知，该墓群为唐代早中期吐谷浑蓬子氏家族墓地。

　　“通过持续的考古工作，现可初步将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分为以慕容智墓为代表的岔山村区（‘大可汗陵’区）、以弘化公主和慕容忠墓为代表的青咀-喇嘛湾区（‘阳晖谷’陵区）及以党氏墓为代表的长岭-马场滩区（‘白杨山’陵区）三大陵区。墓葬均具有唐代早中期中原地区高等级墓葬的基本特征，以唐代葬制为主，兼有吐谷浑、吐蕃、北方草原等文化因素。”刘兵兵这样分析。

　　该墓群的发现，生动揭示了吐谷浑民族自归唐以后近百年间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史实。为推动武威地区吐谷浑王族大遗址群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利用提供了重要基础。

　　本文配图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