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境》是我最近4年短篇小说新作的合集，共10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和我之前的很多作品一样，还是信河街。现在想来，当初将信河街设定为小说地名，并没有“远景规划”，更没有深远的寓意。就地取材而已。那时，我还在温州一家报社工作，信河街是温州商业的发源地之一，是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一条商业街。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温州最早一批做百货和服装批发的人，就是从这条街起步的。那些人中，不少成为叱咤商界的风云人物。因为工作原因，我有机会接触他们，并有了深入而持久的交往。所以，当我准备写小说时，很自然地，那些商人就成了我小说中的人物原型，而曾经“孵育”他们的信河街，便成了小说发生地，成了我的文学原乡。

　　到底是他们选择了我，还是我选择他们，讲不清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为什么要选择他们？更重要的是，我如何呈现他们？或者换句话说，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什么？能以文学的形式，提供什么有别于他人的角度和内容？

　　有评论说，我小说的一个主题是：当物质问题解决后，我们该做些什么？我不反对这种说法。确实，我小说的大多数主角是商人，而且是成功商人。但我不太关注他们如何成功，也没有在这方面做过多描写。有人说，小说中那些人物的原型大多是我的朋友，我不写他们的发迹史是因为“下不了手”；也有人说，我跟那些人物走得太近，有意无意忽略了他们的“前史”。不是的。成功商人的“前史”，我是感兴趣的，谁都有一颗八卦的心啊。但那不是我的文学“议程”。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当他们成为商人、特别是成功的商人后，内心发生了什么变化？当然，我不会“异化”他们，他们的前提是“人”，其次才是“商人”，再其次才是“成功商人”。人是他们的根本属性，商人是职业特性。

　　话说回来，当下的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绝大多数人已经解决了物质贫困，所以从大的方面说，我们面临的几乎是相同的问题。

　　《仙境》这本书的发生地依然是信河街，只是小说人物的身份有了一些变化，他们有唱戏的、做京剧盔头的、做木雕的、打渔的、画画的、做酒的、行医的、卖书的、当服装设计师的，等等，他们共同的身份是手艺人，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商人，他们与商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实，我想说的是，不论是商人，还是手艺人，他们的生存处境，也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时代的生存处境。他们的欢乐和忧伤，差不多也是我们的欢乐和忧伤。

　　所以，《仙境》这本书也有了某种象征意义，它的意义来自一个设问：什么是仙境？如何才能抵达仙境？坦白说，这本书里不会有这样的答案。我估计这样的答案任何书本里也不会有。每个人对仙境的理解和想象各不相同，但我要说，在《仙境》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可能，仙境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它可能就在我们身边，甚至就在每个人身上。通过“发现”，通过“努力”，每个人都可能抵达自己的仙境。

　　（作者系浙江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