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明（Bazrafshan Amin）是伊朗“80后”青年汉学家，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博士，曾供职于伊朗驻华大使馆和德黑兰大学外国语言文学院，现任德黑兰大学孔子学院伊方院长。阿明不仅对中国古代哲学有浓厚兴趣，更把大量精力放在中国文化普及上。近日，就中伊两国文化交流等话题，阿明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问：伊朗与中国交往密切，两国文化交流史上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事例？

　　阿明：11世纪后，伊朗与中国不断有人员交流往来，留下了很多珍贵的中国游记。其中最有名的一部是1419-1422年访问明朝的使团成员盖耶素丁撰写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在这部游记中，盖耶素丁详细记载了使团所经各地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法律制度、风土人情、宗教文化等内容，对我们研究中伊交流史很有帮助。我还读过一本波斯语译著，名叫《中国史料记载中的伊朗》，内容横跨1700多年，读来引人入胜。在中国史料中，伊朗人多以高鼻深目、身着传统服装且长于经商的形象出现。时隔千载，这些特质在现今的伊朗人身上有迹可循。我希望伊朗能多出版这样的书，也希望这些有关中伊两国交往的史料为更多伊朗人了解和研究。

　　问：据你所知，哪些伊朗人为中伊两国文化交流作出过突出贡献？

　　阿明：有两位伊朗著名诗人，通过自己的诗篇让伊朗人更加了解中国。一位是13世纪的行吟诗人萨迪，他的足迹遍布亚非许多国家和地区，其中就有中国新疆的古城喀什噶尔（喀什）。萨迪在他的代表作《蔷薇园》第五章中记载了他在喀什噶尔大清真寺与一位相貌不俗的童子的故事。童子早闻萨迪诗名，一直十分仰慕，听说有客从波斯来，便请他用波斯语朗诵萨迪诗歌。直到萨迪离开寺庙时，童子才始知来者居然就是萨迪本人，于是便想留他再盘桓些时日，但萨迪婉言谢绝了。这个故事直到现在还在当地流传。另一位是14世纪的诗人哈菲兹。他在爱情诗中常把爱人比作中国美人，比如有这样两句诗：“我的心肝已经鲜血流淌，/这是我应得的报偿，/因为我把情人的秀发，/错误比作华夏美人一样”，“我这颗到处游荡的心，/自从投到她的‘秦’发间，/就不想从这漫长的旅途，/再返回它的故地和家园”。诗中的“秦”就是指中国，中国人往往就是美人的代称。

　　问：这些历史上为中伊交流作出贡献的人物都十分值得我们纪念。包括你在内的许多译者也在这条道路上不懈努力，能否谈一下你的翻译经验以及对两国文化交流的建议？

　　阿明：我曾组织了一个翻译团队，翻译了张文宏医生的书和中国抗疫方面的宣传视频，让伊朗社会了解中国抗疫经验。对伊朗普通民众来说，我认为应多译介一些这样的图书，比如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智能手机在国外十分畅销，中国的高铁运行速度快、安全便捷，伊朗人对这些很感兴趣。此外，翻译文化与哲学类著作也十分重要，有助于我们了解、亲近彼此的思想和心灵。

　　问：众所周知，文化翻译是个艰辛的工作，你在翻译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难题或困惑？

　　阿明：我在为伊朗普通读者翻译中国哲学和历史著作时就遇到了很多困难。与专业研究者不同，普通伊朗读者对中国文化了解较少，因此我在翻译时必须要注意区分目标对象。比如儒家经典中“孝”“礼”“中庸”等概念，在主要面向学者的学术性翻译中，我会更多采用音译法来翻译这些概念，这样既不会妨碍他们的理解，也使译文更忠实、准确。而如果是普通读者呢？我就得尽量在波斯语中寻找含义相近的词汇进行翻译，并在注释中进一步详细解释这些概念。有时候，相比翻译，做注释更难。在翻译温海明的《中国哲学思想》时，我必须对其中涉及的儒、墨、道、法等先秦诸子百家的观念加很长的注释，否则一般读者读起来会不知所云。而很多核心概念不容易解释清楚，比如“礼”，它既指一些具体的制度规范，也代表了儒家的道德理性和政治理想，一个小小的注释无法阐明它的丰富内涵。在翻译历史术语时，我同样要注上许多说明性文字。写注释是我感到最困难的地方。但这样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不仅我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更深入了，更让许多伊朗读者对古老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作为伊朗青年一代的汉学家，我希望能接过先贤的接力棒，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