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被誉为短篇巧匠、文体名家、多面圣手，从上世纪40年代以诗歌、小说、散文走上文坛，中经上世纪50年代的沉寂与厚积，再到晚年凭借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异军突起，他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为数不多的融汇古典文章与现代技巧、延续“五四”文脉而艺术常青的作家。汪曾祺作品中既有民族性，又有丰富的世界性因素，随着中外交流的深入开展，他的作品以独异的风格引起世界文坛关注，为海外读者所喜爱。

　　先闻其名，后识其作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海外读书界就对汪曾祺有所知晓。1973年，旅居美国的华裔中国文学学者许芥昱出版了英文著作《中国的文艺界》，如实记录了他回中国拜访27位作家、音乐家、演员的经过。其中一篇《舞台上不再是帝王将相》，访谈对象是京剧现代戏《沙家浜》剧组的两位主创人员——汪曾祺和李慕良。这本书成为海外了解中国文艺界动态的难得资料，也让外界了解到汪曾祺的编剧工作。

　　1986年11月，50多位外国汉学家和40多位中国作家、评论家在上海金山宾馆参加“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史称“金山会议”。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当代文学会议。汪曾祺在会上与葛浩文、金介甫、李欧梵、陈幼石、顾彬、易德波、秦碧达等国际中国文学研究者愉快交流，扩大了其人其作的海外影响。

　　1987年的美国之行，堪称汪曾祺国际交往中的“高光时刻”。行前，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中国作家专访稿，称汪曾祺为“寻根文学之父”。当期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了27个国家的33名作家，3个月里，汪曾祺除了与写作计划主持人聂华苓及其丈夫保罗·安格尔成为朋友，还与各国作家共同写作、交流、联谊、参访，广泛接触美国侨界、报界、汉学界。汪曾祺精湛的厨艺、幽默的谈吐、敏捷的才思、率性灵动的书画小品、随和而善解人意的交际艺术，使他成为同侪中耀眼的明星。他在爱荷华、芝加哥、耶鲁、哈佛、宾夕法尼亚等各大学发表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谈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我是如何写作的》等演讲，反响强烈。他在写作计划期间着手的写作项目是“聊斋新义”系列，部分篇章首先在美国《华侨日报》《中报》等发表。《华侨日报》还转载了汪曾祺与林斤澜的一次有关文学社会性与小说技巧的对谈。这次美国之行加深了美国乃至海外学界对汪曾祺和他的文学观的认识。

　　向世界讲述高邮故事

　　汪曾祺作品译介到海外，起始于入选面向海外发行的《中国文学》及其“熊猫丛书”。1981年，《大淖记事》甫一问世，就被《中国文学》选中翻译至海外，1984年又入选英文版《当代优秀小说选》。1989年和1990年，“熊猫丛书”先后推出法文版、英文版的汪曾祺小说选，作者特意撰写了前言，即自传散文《自报家门》。其中英文版题名《晚饭后的故事》，收入《鸡鸭名家》《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等13个短篇小说，有10篇以上是以故乡高邮的旧时生活为题材。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海外译者开始不断译介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尤其是他的高邮题材与一些小小说珍品。在英语世界，1988年，葛浩文翻译的《陈小手》《尾巴》在美国发表，后收入《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麻雀高声叫：中国当代小小说选集》等多种重要选集。1991年冬季号《青山评论》（GMR）为“中国写作”专号，也选登了《陈小手》。1995年，《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由老牌出版社劳特里奇出版，方志华翻译。该书选入鲁迅以降小说家十余人，包括汪曾祺的《受戒》，提供了汪曾祺经典代表作的另一个英译本。

　　在法语世界，1988年法国出版的《重回白昼：中国小说选（1978-1988）》，收入了《晚饭花》，有学者认为该书篇目是“精心选择的，并且具有无可争辩的代表性价值”。安妮·居里安翻译的小说集《岁寒三友》（包括《岁寒三友》《大淖记事》《受戒》），是汪曾祺代表作最重要的法译本。安妮·居里安是汪曾祺最熟悉的、通常也被认为是对汪曾祺理解最深的法国汉学家。作家布里吉特·杜赞晚近创办的“当代华文中短篇小说”专题网站，在汪曾祺条目下列有资料丰富的评传，同时附有中法对照的《羊舍一夕》《尾巴》。

　　在俄罗斯，汪曾祺作品译介始于1996年格里高利·卡舒巴翻译的《八月骄阳》。其后则有玛丽娜·切列夫科、叶卡捷琳娜·扎维多夫斯卡娅、林雅静等翻译的《受戒》《大淖记事》《陈小手》《李三》等作品，有的还不止一个译本。在捷克，1993年汉学家包婕译介了《黄油烙饼》《受戒》等。在日本，汪曾祺有很多知音，除了上述主要作品，还有《鉴赏家》《李三》《桥边小说三题》等被译成日文。汪曾祺小说《小芳》还被编入日本放送大学振兴会出版的汉语教材中，无意中感动过不少学习中文的日本读者。

　　汪曾祺的小说代表作，通过高邮故事表现传统的中国文化观念、寄寓温暖的人间情怀，引发了国际文坛的浓厚兴趣，使它们相当程度上成为“世界性文本”。安妮·居里安的法译本《岁寒三友》问世后，有书评盛赞小说所表现的中国式情感、气氛，工笔描绘，叙述的简洁与节制，想象的丰富以及对中国古典散文传统的继承等，较为典型地反映了西方读者喜爱汪曾祺的原因。

　　渐成海外研究热点

　　1988年，在美国、中国召开的两次讨论会，开启了海外学者对汪曾祺的专题研究。当年春，在旧金山一次重要的中国当代文学会议上，加拿大汉学家杜迈可在讨论传统与现代小说的冲突时，以汪曾祺作品为例，指出传统在现代浪潮之下找到宣泄口这一现象。杜迈可在后来的研究中持续关注汪曾祺，认为“其作品的推动力，在于对民族命运的忧心”。当年9月，《北京文学》在京召开“汪曾祺作品研讨会”，法国的安妮·居里安、瑞典的秦碧达、美国的林培瑞等汉学家参会。该刊稍后辟出“汪曾祺作品研讨会专辑”，收录了安妮·居里安的《笔下浸透了诗意——沈从文的〈边城〉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标题准确概括了作者对汪曾祺作品的阅读体验与判断，也深得汪本人认同。

　　1992年，赫尔穆特·马丁与金介甫合作编辑了《现代中国作家自画像》一书，收录44位作家带有“自画像”性质的创作谈文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洞察了作家的思想”。有书评指出，汪曾祺的《自报家门》是“精心制作的、有启发性的”篇章之一。1993年，在英国任教的赵毅衡编了《迷舟：中国前卫小说》一书，介绍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新潮小说，菲利普·威廉姆斯在一篇书评中指出，赵毅衡在背景介绍中忽视了上世纪40年代的汪曾祺。这说明，早在1993年，一些西方学者对青年汪曾祺的创作已有相当认识。而在中国，汪曾祺的早期创作还要晚几年才稍稍引起关注，其早期作品的发掘、编入全集，更迟至汪曾祺逝世20年后。

　　中国批评家的论述在海外发表，也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汪曾祺研究。1993年，李陀的《现代汉语的新活力》被收入奥尔胡斯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文化中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书。李陀指出，汪曾祺等作家开启了对汉语美感与特质的探索，汪有意识地重建与古典和白话传统之间的联系，是抵制过度西化的范例。1995年，钱理群的《1940年代以来中国的小说理论概观》译文在美国《现代中国文学》杂志发表，高度评价了汪曾祺写于1947年的论文《短篇小说的本质》。

　　汪曾祺有句流传很广的玩笑话，是对自己的晚辈说的：“你们都对我好点啊，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他不仅进入了中国的各类现当代文学史，还是海外中国文学史中的“常客”。2001年，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出版，认为“沈从文和其弟子汪曾祺可以被称为现代汉语的文体大师。吊诡的是，虽然二人并没有回避外来的借词或者句法结构，但是它们在现代散文中成功地传递了一种古典的审美感受性”。这与汪曾祺本人对自己“文体家”的定位相一致。2005年，德国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谈到民族历史记忆的文学表现时，举“富有天分的小说家”汪曾祺为例：“他最有名的短篇小说是《受戒》（1980），反映了他对美和天然的审美观点。这里不是一位知识分子在对国家和人民作一个（道德）评判，这里是某个人，某个觉得和江苏的故乡民间文化紧紧相联的人，在描绘像你和我一样的普通人……”顾彬认为，汪曾祺“描述了一个永恒的、如乐园般的世界”，这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是不多见的。2010年出版的美国《剑桥中国文学史》（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里，在奚密撰稿的“1937-1949年的中国文学”一章中，把研究的触角伸向了汪曾祺上世纪40年代的作品《复仇》：“《复仇》的文字既口语又抒情，既意象化又简洁……这个关于化解和超越的故事充满了佛道哲思。”

　　汪曾祺自述诗中有一句“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他的文学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结果，也是世界读者都能感知的一种普遍情怀。2003年，日本学者德间佳信在致汪曾祺研究会的信中谈及，是汪曾祺的作品使他走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之路，“我认为汪先生是中国本世纪屈指可数的伟大作家，他的作品能使所在的国家为之感动。他的作品不靠什么支配性的文艺理论，荒唐的情节等，而是文学本身的力量创造出充满了象征、美丽的世界，所以，我很尊重汪先生。”这代表了海外学者与读者的共同心声。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