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1905年生于河北涿州，1925年与友人创办沉钟社，1927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1929年出版诗集《北游及其他》。他创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十四行集》将十四行体这一西方诗体完美内化，成为“五四”以来新格律诗的典范。冯至还是德语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先驱，歌德、海涅、里尔克等人的诸多名篇都由他翻译，他对德国文学的研究也启迪了无数学子。冯至不仅在国内留名史册，其学者和诗人的双重身份在德国也获得了极高认可与推崇。

　　德国文学的“导游”

　　1985年，德国的苏坎普（Suhrkamp）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德国汉学家顾彬主编的文集《中国当代文学》，顾彬在前言中指出：在德国，人们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少之又少。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哪怕在学术界都鲜有研究。好在随着1972年10月中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交以及二者日益频繁的经济文化往来，越来越多的德国学者开始把目光聚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上。

　　相比之下，德国文学在中国却是家喻户晓，歌德、席勒、海涅、里尔克等诗人、作家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作品，深刻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究其原因，这与中国作家和学者的大力译介分不开，冯至正是名副其实的先行者之一。

　　冯至与德国文学的渊源大概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初。1987年，冯至曾回忆自己与德国文学最初的缘分：“我怀着巨大的热情阅读了郭沫若翻译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他是中国新诗的奠基者之一。”1923至1927年，冯至在北京大学德文系学习。1928年，由其翻译的德国诗人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出版。自1930年起，冯至先后在德国海德堡、柏林求学，研究日耳曼文学、哲学和艺术史，并于1935年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的几十年间，冯至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德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中。1938年，他翻译出版了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1956年翻译出版了《海涅诗选》，1958年他主编的《德国文学简史》问世，1978年翻译出版了海涅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986年出版了学术专著《论歌德》。

　　2020年，《冯至译文全集》由世纪文景出版，完整收录了冯至的翻译成果，其中包括歌德、荷尔德林、海涅、尼采、格奥尔格、里尔克、布莱希特等诗人的诗作以及《审美教育书简》《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歌德年谱》《远方的歌声》等作品。这部四册译文集，是冯至留给世人的一份珍贵礼物。

　　除了翻译研究外，冯至还在德国文学教学与中德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自上世纪30年代从海德堡归国后，冯至先后在同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及北京大学任教，把德国文化播撒给更多青年学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他多次参与在国外举行的学术和文化交流活动。

　　冯至对德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向中国本土文学投射了一抹异域光彩，德国学界与读者也通过他的诗歌，得以一窥中国新诗的风貌。

　　自由体诗“最优秀的代表”

　　在德国，冯至的翻译家和学者身份是如此耀眼，以至于有时遮蔽了他作为诗人的光芒。海外研究者不止一次感慨，相较于数量繁多的文学研究和翻译成果，作为诗人的冯至，文学创作似乎要少很多。然而，他留下的诗歌虽不多，却俱为佳作，特别是《十四行集》。由于《十四行集》的母题多与歌德、里尔克等诗人的作品产生呼应——比如对死亡与新生转化的探讨，德国学者和普通读者更容易产生共鸣，因此德国对冯至诗歌的译介，也以《十四行集》为焦点。

　　1985年，顾彬出版了翻译诗集《太阳城札记：1919-1984年的中国现代诗歌》，里面收录了包括冯至在内的16位中国现代诗人的作品。诗集选译了冯至《十四行集》中的18篇作品，这是笔者所见冯至诗歌最早的德语翻译。其中，《十四行集》第13首直接以《歌德》为题，以“万物都在享用你那句名言/它道破一切生的意义：‘死和变’！”结尾，这是德国读者熟悉的话题。

　　海外研究者强调，冯至的十四行诗堪称“西化体”（借助西方体式）格律诗最完善的例子。《中国当代文学》序言中，也对冯至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给予高度评价。其中提到：“五四”初期白话文创作的最大挑战来自诗歌，特别是在格律诗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成果寥寥。如果说徐志摩和闻一多赋予自由体以新的形式，那么，1911年到1949年之间，这种形式的最优秀的代表就是冯至的十四行诗。20年后，在2005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第7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慕尼黑K.G.绍尔出版公司）一书中，顾彬仍坚持同样的观点。

　　1987年，冯至获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艺术奖之后，苏坎普出版社出版了完整的《十四行集》，题名《冯至：十四行集》，除了27首德语翻译外，还附有中文原文。目前该译本被德国多所大学及州立图书馆收藏，如慕尼黑大学中心图书馆、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柏林自由大学图书馆、柏林州立图书馆、汉堡大学图书馆以及位于莱比锡的德国国家图书馆等。

　　由于冯至《十四行集》在形式上采用了十四行体，国内及欧美很多学者都强调了里尔克十四行诗对其的影响。但来自海德堡的汉学家Goatkoei Lang-Tan却点明了歌德对这组诗在内容上的影响。其在《中国格律诗的传统结构及东西碰撞》（《亚洲》，1986年第20期）一文中指出，歌德诗歌中死与变（Stirb und Werde）的思想，死亡以及由死亡幻化而出的新生，几乎贯穿了整个《十四行集》的主题。与此同时，冯至对歌德“死亡与变化”的理解中还融合了道家以及禅宗等中国传统哲学的哲思，从而赋予诗歌以浓烈的隐喻色彩。

　　《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冯至的十四行诗》和《哲学的路：冯至的十四行诗》两篇文章，是顾彬对冯至《十四行集》的阐释与评价。除了歌德对冯至的影响外，顾彬还引用了捷克汉学家Márian Gálik的观点，即冯至的十四行诗也反射出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交往理论的影子。冯至在海德堡求学时，曾聆听过雅思贝尔斯的课。当然，文章最重要的一点是顾彬自己的看法：鲁迅也是影响冯至十四行诗创作的重要因素。以“路”为题眼，顾彬列举了《十四行集》中的第17首《原野的小路》，诗中“是多少无名行人的步履/踏出来这些活泼的道路”两句，让人联想到鲁迅散文《故乡》中的那句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顾彬指出，鲁迅在这里把“希望”这一概念和路的形成结合在了一起，而冯至在第一小节中将重心稍作偏移，将关注点从路的形成转移到路上生命的出现。

　　除最负盛名的《十四行集》，冯至的《北游及其他》组诗（1929年沉钟社）也被翻译成德语，发表在《东方》杂志（Orientierung）1990年第1期上。对于这一组冯至早期诗歌，译者Barbara Hoster注意到其中显露的现代意识，尤其是自我的表达主体以及对城市经验的抒写：在城市不断现代化的同时，人在其中随之产生的漫无目的、郁闷以及无助，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学中不曾出现的经验。可以说，冯至的创作，拓宽了中国文学经验的表达。

　　因文化交流的贡献屡获殊荣

　　冯至对中德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也因此屡次得到德国不同学术组织及政府嘉奖，为人们所崇敬。

　　1983年，冯至被授予歌德奖章。1985年，冯至获得“格林兄弟文学奖”。1987年，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将本年度艺术奖授予冯至，奖励他为中德文化交流作出的突出贡献，冯至是第一位获得此奖的亚洲人。授奖词中说：“作为歌德研究者和海涅、里尔克以及尼采的译者，他让德国经典在中国被熟知；德国思想史在中国能够被了解和接受，冯至为此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中德之间由数代人搭建起的文化桥梁，正是通过他的文学工作得以巩固。”同年12月，时任德国驻华大使韩培德以德国联邦总统理查德·魏茨泽克的名义，将“大十字勋章”授予冯至，以表彰其在中德文化交流方面的卓越功绩，体现了德国政府对冯至贡献的肯定。

　　冯至还于1988年获得了“弗里德里希·宫尔多夫外国日耳曼学奖”，以表彰他为推动中国高校德国文学教学以及为深化中德文学联系作出的贡献。汉学家陶德文（Rolf Trauzettel）在授奖词中回顾了冯至各个时期的研究和创作。他指出，歌德为处于新旧文学“文以载道和自我表达”这一冲突中的冯至提供了一种和解的可能性；而里尔克的“诗歌作为经验”使他对文学创作有了更深的理解，更遑论其十四行诗对冯至诗歌创作的影响。另外，陶德文也注意到，冯至并没有让自己完全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他的《杜甫传》就是对自己文学之根的重申。

　　一方面，作为德语文学在中国译介的先驱，冯至以其杰出贡献受到德国学界及政府的尊敬。另一方面，由于其对中西文化的独特理解和精妙结合，《十四行集》成为中国现代格律诗的出色代表，引起德国汉学家的深入分析与讨论。总而言之，学者与诗人是冯至的两重身份，其所焕发出的光芒，闪耀在歌德的故乡。

　　（作者系慕尼黑大学汉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