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说得格外形象传神：在山西，值得深挖的除了煤矿之外，还有历史沉淀下来的壁画和彩塑。

　　只要到山西，任何时候都能在任何一条高速公路或者国道、省道上，甚至县道、乡道上，遇见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型运煤卡车长龙。与声势浩大的前者相反，养在深闺的山西壁画，包括彩塑，即便是赫赫有名的，对多数人的认知来说，也是勉为其难。比如：芮城永乐宫殿内的《朝元图》被誉为元代壁画艺术典范，繁峙岩山寺的壁画被称为画在墙上的“清明上河图”，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佛座上的壁画为全国仅存的唐代寺观壁画，洪洞水神庙《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是全国唯一大型元代戏剧壁画，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入选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项目，晋祠圣母殿一大群彩塑堪称古代造型艺术佳品等。何况三晋大地上，自唐至清，异彩纷呈的寺观壁画达27259平方米，彩塑17000多尊，不是专业中人，纵然能借得一双慧眼，仍旧像是坐井观天，很难看透真容。

　　第一次见识山西壁画，是那一年同海峡两岸的一群作家到山西介休。在名叫后土庙的古刹里，几位工匠正在几处墙壁上忙碌，问起来，才知对方全都来自敦煌，在那其貎不扬的外表下，个个都是修复壁画的顶尖高手。高人出手，对应的肯定不是等闲之物。那一次，只顾看那修复工艺，不太注意壁画本身。2018年深秋，在山西与河南交界处的训狐寺见到半幅壁画，反而看了个够。说是寺庙，实际上多年没有僧人往来，寺庙本身已与村舍融为一体，大殿半是客厅，禅房亦为厨房，关键是连村舍都被放弃了，整座房子塌了一半，剩下有石柱横梁支撑的那一半。在那一半的墙壁上现出一幅吴道子亲绘壁画，断垣残壁之上，人间烟火痕迹很浓，仍然掩盖不住那艺术光彩。

　　在介休后土庙那一次，其实就见过山西彩塑，像那里的壁画一样，同样由于众敦煌来的能工巧匠，转移了我们的关注点。直到前两年到长治观音堂，一进殿门便大吃一惊。不由得记起20年前在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见到的五彩悬塑观音像，那架着二郎腿，右手搭着左手，将一把兰花指使得如同弹烟灰的当今女子模样的菩萨，曾被鲁迅先生称为东方维纳斯。在长治，一座小小的观音堂，密密麻麻的彩塑菩萨像中，各种潇洒自如，各样无拘无束，各式倜傥风流，美不胜收的姿态数不胜数，那架着二郎腿的，实在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鲁迅先生平生唯一一次歇脚山西土地，在1924年从西安由渭水入黄河而回北京的日记中写得很清楚：“（八月）八日昙。午抵潼关，买酱莴苣十斤，泉一元。午后复进，夜泊阌乡。”“九日晴。逆风。午抵函谷关略泊……”严格地说，如此匆匆连惊鸿一瞥都算不上，否则，那东方维纳斯的美名就有可能留在山西了。

　　关于壁画和彩塑，也是职业之便，这些年见过不少，包括在大西北一些地方，进到某些出于保护目的，只有研究者才有限准入的洞窟，看一看技艺之大美，叹一叹人世之沧桑。包括在山西亲眼所见的几处，全都冠以“国宝”。相比其他类型的“国宝”，壁画与彩塑的文化属性非常直截了当，见着了，就能体会到。

　　10年前，曾在《大洪山半禅记》中写道：世人皆有佛性，诸佛皆有人性。无论哪里的壁画和彩塑，包括山西这里，画的是佛，说的是人，画的是人，说的是佛。那些居高的画像彩塑，无一不是面相和缓，眉目细长，鼻窄唇小，瘦不露峋，肥而不腻。或立或坐或侧卧，或有所指，或有所思，无不平和端庄，慈祥安泰，令人景仰。若武当雄姿英发，气贯斗牛；若文则披轻纱如天衣，清秀端庄，气度儒雅。座前驾后，不是莲花牡丹，就是梧桐杨柳，天上地下，若非祥云彩虹，便有黄鹿白鹤。画壁之上，高堂之内，从来容不得尖嘴猴腮之怪，也见不着鸡鸣狗盗之形。虽然不全是人生常态，也不太可能是生活的真相，但一定是千万年以来，对人生，对生活的朴素理想。

　　内蒙古阴山岩画，作为人类早期的岩画之一，在长达一万年左右的时间里，互相连接的图像，把整座山变成一条东西长约300公里的画廊。在文字还没有出现的岁月，人类用这种方法来表达情感，交流思想。毫无疑问，壁画先于文字出现在人类的智慧当中。虽然后来才出现的文字，方便人的交流与表达，但多少年后，画还是画，看一眼就能醍醐灌顶。天下的孩子，都曾有过也必然会经历过信手涂鸦的一段小小时光，虽然那不是真的壁画，却也不敢说那种涂鸦与壁画传统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宁肯将生物解剖与人体架构等物质性的因素暂且搁置不论，用直觉去相信，在我们的基因中继续存有祖先的传统，假如远祖与高祖们在旷野之上凿石刻画，与未知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经历，就包含在看不见的基因里，那么关于涂鸦的解释也就说得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