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们迎来了新中国七十二华诞。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结束了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新诗也参与到万众欢呼的行列，张开双臂，唱响发自肺腑的时代强音。

　　在开国大典当天，郭沫若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新华颂》：“艰难缔造庆成功，五星红旗遍地红。”10月1日下午3时的开国大典前，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重要文件，确定了国旗、国歌、国都，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1949年9月27日，《光明日报》发表臧克家的诗《皆大欢喜——祝人民政协成功》：“它在时间上/轰然一声/它将绘出一个/崭新的中国”。

　　诗人何其芳的经典名篇《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以深情、细致的诗句抒写了开国大典的盛况，这首诗后来收入中学语文课本。诗人是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笔的，他是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还是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成员，躬逢其盛，激情满怀。《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开始的一个诗节是这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

　　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

　　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

　　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

　　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

　　像雷一样发出震动世界的声音……

　　“隆隆的雷声”不但是诗的意象，也是现实世界的实象。在这首长诗前，何其芳有一篇小序，他回忆道：“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席在开幕词中说：‘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他讲话以后，一阵短促的暴风雨突然来临，我们坐在会场里也听到了由远而近的雷声。”这犹如天意的“隆隆的雷声”，这振奋人心的“隆隆的雷声”在会场震响，在出席政协会议的人们心上震响。而在10月1日，它幻变为54门礼炮，一齐发出28声轰鸣，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在这礼炮声里昂然走进现代中国的历史，登上了世界舞台。

　　同样是政协代表的诗人胡风写了交响乐一般的颂诗《时间开始了》，这首长诗包括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英雄谱、胜利颂五部曲。诗人用七月诗派特有的激昂和豪放的谱调写成的第一部曲《欢乐颂》经《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0日刊出，立即受到欢迎，流传很广，一时洛阳纸贵。苏联的《十月》杂志也将《欢乐颂》译成俄语隆重刊出。

　　国旗是新中国的象征，“美丽的旗，庄严的旗，革命的旗，团结的旗”（艾青），诗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五星红旗，艾青的《国旗》（1949年9月27日），鲁藜的《新的国旗，更高地升起》（1949年9月28日），严辰1949年10月留下的《国旗》，至今读来仍能令人感受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产生强烈的共鸣。其中，鲁藜的《新的国旗，更高地升起》，后来由曹火星谱曲，改题为《更高地举起》，成了当时的“流行歌曲”。70多年过去了，艾青的《国旗》现在仍然是诗歌朗诵会的常客，赢得了一代代人的掌声。

　　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时候，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当时中国华南、西南以及沿海岛屿还没有解放。1949年11月30日，西南地区重镇重庆喜迎解放。后来成为重庆市文联主席的诗人方敬是中共地下党员，从“地下”走到“地上”，他心情无比激动，立即写出了自己迎接日出、拥抱新中国的诗篇《日出》，诗人唱道：“我们的血管里流着光/我们的目光炯炯/要把发亮的心献给太阳”。

　　新诗的“开国合唱”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诗一定要处理好与时代的关系，这是诗歌的生命线。回眸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新诗，“时代性”这几个字像粗体大字般，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民族诗歌传统来说，时代性是中国诗鲜明的特质。细心考察就不难发现，在我们民族诗歌的流变中，总会有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恒定的艺术元素，这就是中国诗歌的“常”，守常求变才是诗歌发展的坦途。在中国，诗歌从来崇尚那些以家国大事为上的作品，这是一个重要的“常”。自由洒脱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纯净内向的李商隐，哀婉悲痛的李煜，笔墨凝重的苏东坡，以身许国、准备马革裹尸的辛弃疾，“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陆游，愁思满怀的纳兰性德，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各具光彩，他们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常常与对家国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

　　新诗的“开国合唱”其实就是中国诗歌传统的现代延续，它从远古走来，带着历史的足音与时代的创造，在中国掀开历史新篇章的时候，新诗没有缺席。新诗在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曾两次创造辉煌。在那时，诗引发全社会强烈的共鸣，广泛地融入社会生活。可以说，凡有人群的地方，均有诗的声音。和“开国合唱”的诗篇一样，两次新诗高潮都证明，诗的价值，正在于它是时代情感的记录。有了时代性，诗对于读者的“亲切性”（黑格尔语）、诗的分量就增加了。

　　新诗的“开国合唱”对我们当下的诗歌创作无疑具有启示意义，尤其是对那些专注于抒写一己悲欢、感官享受、原始欲望的篇什。由于与时代拉开了距离，一些作品成了某些诗人的“私歌”，游离于时代风云、社会生活之外。须知，诗的生命是在诗中，不是在诗人的个人身世中，诗人绝不能只做一己灵魂的保姆，诗歌要表达时代精神、抒写时代情绪。

　　新诗的“开国合唱”已经与历史同在，这些文学珍品不仅具有“诗歌考古学”的价值，更具有现实的诗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