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点校本《陈书》修订本付梓发行，这是中华书局推出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的第11种。

　　《陈书》是唐初由宰相领衔官修的南北朝五史之一，全书36卷，本纪6卷，列传30卷，记载南朝陈王朝共33年的历史。

　　《陈书》署名姚思廉撰，实际上是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继编撰而成，其修撰时间历经陈、隋、唐三朝。姚氏父子叙事简严，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有陈一代历史面貌，是后人研究南北朝末期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开发、地域交通、阶层变化、族群互动等重要问题的最基本史料。故虽为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小的一部正史，后世学者对《陈书》的编次体例、史笔文法等评价仍较高。

　　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出身低微，其政权版图最小、国力最弱，短短33年前后历经五帝。公元589年，隋朝军队渡长江直入建康，俘虏陈后主，陈朝灭亡，中国统一。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陈朝似乎就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人们对它不无轻视。宋人曾巩奉诏校订《陈书》，就认为陈朝“兴亡之端”，并未超出历史上王朝成败规律，且一切苟且偷安，没有“先王经纪礼义风化之美”和“制治之法”可彰之于后世，导致《陈书》不为读者所重，“世传之者少”。

　　陈朝是不是无关大旨的时代尾声？《陈书》是不是正史中可有可无的鸡肋？翻开《陈书》，深入历史脉络，会发现陈朝历史中蕴含了很多不可忽视的重要信息。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开篇即提出“梁、陈”与“北魏、北齐”“西魏、周”同为隋唐制度三大源头之一：“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旧史所称之‘梁制’实可兼该陈制，盖陈之继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所论深具卓识。

　　作为继承东晋南朝文化制度的政治实体，陈朝被北方政权征服后，历史遗产被隋唐吸收采用，为其注入多元化活力，对隋唐盛世的开启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陈书·陈宝应传》中提到梁末以来，南方社会“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壁之豪”于乱世中纷纷崛起。陈寅恪先生敏锐指出，“陈室之兴起，其所任大将多为南方土豪洞主，与东晋、刘宋之时，情势迥异”，“斯诚江左世局之一大变”，造成了“南朝民族及社会阶层之变动”。

　　社会政治格局的改变，深刻影响了陈史的书写。《陈书》列传中，东晋以来南北高门世族入传寥寥无几，较多的是寒族武将和出身寒门的文臣，这些社会力量在陈朝特殊立国条件下进入政治舞台中心，折射了东晋以来对南方持续经营与开发所导致的社会族群之结构性变化。隋唐统一后，这一变化仍对南方区域历史的演进发生着深刻而持续的影响。

　　陈朝时南方学术文化虽整体上仍难与前代盛况相比，但南朝的文物典章，还是得到较明显的修复。《陈书》以相当比例为学者、史家和文学之士立专传，反映出陈朝的学术文化如儒学、史学、文学，在当时社会中仍具重要地位。

　　从《陈书》记载中，我们看到大量因梁末之乱而流寓各方的士人，在陈代回归乡里或出仕朝廷，南朝文物制度因此得以维持不坠。所以在《后主纪》中，史臣特别指出当时“礼乐刑政，咸遵故典，加以深弘六艺，广辟四门，是以待诏之徒，争趋金马，稽古之秀，云集石渠”的情形。

　　《陈书》中有很多特色记载为他史所无。如《儒林·张讥传》记载“后主在东宫，集宫僚置宴，时造玉柄麈尾新成，后主亲执之，曰‘当今虽复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独张讥耳’，即手授讥。仍令于温文殿讲《庄》《老》，高宗幸宫临听”以及《袁宪传》中周弘正以清谈谈座方式测试国子生袁宪儒学水准诸事，颇为独到地反映了玄学清谈在南朝后期的影响和演变。甚至被曾巩视为薄弱的制度方面，《陈书》中的某些记载也是独一无二的，如古代刑法中有关“测囚”的内容和“上测”的方式，后为《隋书·刑法志》所收入，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陈书》中保留了许多较原始的历史资料，如各类公文诏书，这些非常程式化的文字，非常直观地展现了陈王朝内部的政治结构、行政运作、军事制度、文武关系等诸多特色。

　　《徐陵传》中以近半篇幅载录徐陵梁末出使羁留北方，向北齐宰相杨遵彦致书求还的全文，工于论辩、情见乎词，令古今读者读之动容。史臣不避文繁载录，实际上展示了梁末乱世士人流离四方的普遍经历，表达了身处北地的广大南士对故国乡土的怀思和内心哀苦。

　　中华书局点校本《陈书》，由王仲荦先生总负责，张维华先生承担点校工作。张维华学养深厚，在中西交通史、秦汉史、历史地理领域造诣尤深，点校工作做得相当扎实，在校勘、订误等方面有不少创见，分段和标点方面尤能悉心体察史家叙事的内在逻辑，顾全史文节奏与史事完整性。1972年3月，点校本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

　　点校本以百衲本为底本，限于当时条件，选择了明清时期版本如三朝本、南监本、北监本、汲本、殿本作为通校和参校本，这些版本与早期版本存在一定差异，依据这样的版本异文去对底本进行校勘订改，难免造成一些新的问题，影响读者对文献的阅读理解。

　　此次修订，我们在吸收前辈学者校勘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版本调查，较为清晰地掌握了《陈书》早期版本的钞写刊刻补版的基本状况和流传过程，确认了《陈书》早期版本对于正确理解史文、还原史书原貌方面不可替代的价值。我们改用中华学艺社本为底本，加入了6种传世的宋刊本（两种全本、四种残本）和两卷日本平安时期钞本为通校本，在各种版本的比对校勘运用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对原点校本依据明清版本改补删之处，逐一核校清理，纠正原校的某些错讹遗漏；同时充分发挥修订组成员的专业所长，充分参考和吸收采纳近几十年有关魏晋南北朝历史和文献的研究成果，在精读文本、深入史境的前提下，准确理解史文史事，将严谨深入的断代史研究和细致扎实的文献校勘相结合，对史籍进行订讹补正。

　　《陈书》修订本是我们十几年从事南朝齐梁陈三书修订工作的收官之作，有条件充分借鉴吸收之前修订的经验教训。期待我们的精心修订，能把《陈书》这部看似“存在感”很低的史籍做成古籍整理精品。

　　（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南朝齐梁陈三书修订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