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高级讲师保罗·阿特伍德在《战争与帝国：美国的生活方式》一书中写道：美国的历史是一个充满战争和扩张的历史……战争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种“好战”因子自美国建国之初就已经显露苗头，并逐渐壮大。

　　1776年7月4日，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独立。此时，美国领土只有大西洋沿岸13个州的面积，约80万平方公里。如今，美国国土面积是当年的10余倍，位列世界前四，而且，通过控制全球海洋版图上的多处战略要地和建立军事存在，美国拥有了全球霸权。在扩张领土和势力范围、成为全球霸主的过程中，美国不断宣扬所谓的“天定命运论”“美国例外论”，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其侵略性和掠夺性。

　　“昭昭天命”的残酷

　　美国领土的迅速扩张，对美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美国迅速走上超级强国的发展道路和称霸世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世纪百年间，美国领土从大西洋沿岸扩张至太平洋沿岸。”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龚婷对本报说，“1803年，美国从法国手中购入路易斯安那。1819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了佛罗里达。19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通过美墨战争获得了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在这期间美国又从英国手中获得俄勒冈。1867年，美国从沙俄手中购入阿拉斯加。1898年，美国吞并夏威夷。”

　　正如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王鹏对本报指出的：“美国的领土扩张过程中，不乏找借口发动战争、强行‘购买’、武装强占等手段。”其中，美墨战争尤其值得研究。“美墨战争是在西进运动和领土扩张中，美国对墨西哥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这场战争不仅使美国先后获得了约23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大大扩展了美国工业化进程中所需要的市场。而这对墨西哥而言却是一场灾难，不仅剥夺了其超过一半的领土面积，还大大迟滞了其现代化进程。”龚婷说。

　　美墨战争期间，大洋彼岸的马克思指出了战争的另一个目的。作为旁观者的他，在《北美内战》一文中如此评价美墨战争的本质：“美国南部为了确保它在参议院中的势力、并且通过参议院来确保它对美国的领导权，就需要不断成立新的蓄奴州。”

　　在美墨战争中，美国付出的代价之低、获得的战利品之多、对独立国家墨西哥的伤害之大，令人叹为观止。更令人瞠目的是，美国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找到了冠冕堂皇的借口。1845年，一位名叫约翰·奥沙利文的美国撰稿人在其创办的杂志《民主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题为《兼并》的文章，以“上帝”为名，为美国在美洲大陆上的侵略与扩张寻找合理性。奥沙利文将扩张行为称为“实现在上帝赋予的这片大陆上为每年增加的数百万人口自由发展而扩张的天定命运”，美国领土扩张不仅不是非道德的侵略，反而是为了实现“自由”的光荣任务。“天定命运论”19世纪在美国大行其道，支持者认为美国必须扩大领土与势力范围，并传播其价值观。

　　这也让人得以窥见美国的行事风格。龚婷说：“美国通过所谓的‘天定命运论’为其武力扩张领土的‘合法性’做注解，但这丝毫不能掩盖美墨战争的侵略性和掠夺性。所谓‘昭昭天命’就是指美国建立国家、扩张领土、建立民主自由制度等都是‘天定’的。这种观念长期而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对外行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美国的扩张主义（不论在领土上，还是在观念和制度上）披上了‘合法性’外衣。”

　　印第安人的血泪

　　建国后近百年时间里，美国通过西进运动等政策，或威逼利诱原住民签署条件不平等的土地转让协议，或发布行政令强迫原住民迁徙，或直接动用武力屠杀、驱赶。通过种种不光彩的手段，美国政府从原住民手中夺去了约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约占美国国土面积的2/3。在白人殖民者到来之前，印第安人几乎分布于全美各处，如今却在东西海岸主要大城市难觅踪迹。时至今日，在广袤的美国国土上，原本属于原住民的家园已经无迹可寻，只剩零星的“保留地”见证着他们遭受歧视、被边缘化的悲惨遭遇。可以说，美国的领土扩张史也是美国原住民印第安人的血泪史。

　　王鹏说：“西进运动缓解了东北人口密度过大的‘内卷’，将人口疏散到西部，同时带去了技术、管理、产业等要素。对于美国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西进运动无疑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对于美国原住民印第安人而言，这个过程极不人道。”

　　龚婷也指出：“伴随着领土在面积上的扩张，美国通过人口自西向东的迁徙开发了领土并拓展了国内市场。但是，西进运动是印第安人的血泪史。伴随着土地被掠夺和生命被屠杀，原住的北美印第安文明也几乎遭摧毁。”

　　1830年，时任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签署《印第安人搬迁法》，授权联邦政府将印第安人从密西西比河以东迁移至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印第安领地”。虽然这部法律写着政府在与印第安人谈判时要采用公平、和平的方式，但实际上，美国政府经常无视这些条文，采取强制手段迫使印第安人搬迁。

　　为提高系统性驱逐印第安人的效率，美国政府还曾使出损招：猎杀北美野牛。数量一度达到数千万头的北美野牛，是印第安人赖以为生的主要食物来源。从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联邦政府雇佣大批猎手杀戮野牛。疯狂的猎杀行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使北美野牛几乎陷入灭绝。印第安部落不得不退缩到美国政府规定的“保留地”。这些偏远的“保留地”，贫困率高，住房和卫生条件差，普遍缺水缺电。更严重的是，印第安人“保留地”还被用作倾倒有毒垃圾或核废料的场所，由此引发的环境和健康问题折磨着一代又一代印第安人。

　　《福布斯》杂志曾刊文说，美国政府宣称印第安人部落没有能力拥有和管理土地，因而印第安人“保留地”在法律上属于联邦政府所有。这意味着，印第安人无法像其他美国人那样通过质押土地来换取商业贷款，他们也无法自由开采土地上的资源。

　　“从17世纪到20世纪，美国政府（包括美国未建国时的殖民地政府）对印第安人发动的战争与这个国家同时代的其他冲突有着根本的不同。对于美国印第安人来说，这是种族灭绝战争。”美国俄勒冈大学历史学教授杰弗里·奥斯特勒认为，“早期美国人对‘自由’的定义建立在夺取原住民土地和生命的基础上。美国领导人所谓保卫‘文明’的叙事，成了他们杀死印第安人的理由。”

　　“美国例外论”的傲慢

　　“19世纪末，美国基本完成陆地领土扩张，形成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大洋的幅员。20世纪后，美国主要通过海上扩张来走向世界，通过重视海权拓展影响力，最终成了世界霸主。”龚婷说。

　　在美国扩张领土以及势力范围的过程中，“门罗主义”尤为显眼。“‘门罗主义’即‘美洲事务即美洲人的事务’，它事实上是美国奉行扩张主义并寻求控制拉丁美洲的外交宣言。”龚婷指出，“在‘门罗主义’提出后，美国与英、法、西等欧洲大国进一步加大在美洲地区的争夺，后又赢得美墨战争、美西战争，不仅实现了领土扩张和开发，而且基本把西班牙等‘宗主国’势力赶出拉美。‘门罗主义实质是打着‘不干涉主义’口号的干涉主义。对于拉美而言，‘门罗主义’并非简单的‘反对欧洲殖民和干涉拉美独立’那么冠冕堂皇，而是美国介入、干涉甚至控制拉美各国事务的‘纲领’。长期以来，美国将拉美视作自己的‘后院’和‘势力范围’，频频诉诸军事入侵、政治干涉、经济封锁和控制、文化渗透等方式，扩大对该地区的控制，确保其在美洲的势力范围。”

　　北京大学学者章勇乐也认为，所谓“门罗主义”，是美国积极主动地以美洲或西半球的名义发声，实际用意在于改善美国自身的国际环境。这一概念在19世纪被不断重新解释，逐渐演变成一个积极谋求区域霸权的行为准则。1895年，美国介入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边界纠纷，国务卿奥尔尼向英国发出照会宣称：“如今，美国实际上已经统治着这块大陆，他的命令对于它所管辖范围之内的大陆臣民来说就是法律。”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国力越发强大，这一时期的美国不仅巩固了在美洲的霸权地位，也已经有实力进行全球扩张。面对帝国主义纷纷在世界各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这一新兴强国也开始跃跃欲试。美国先是在古巴击败西班牙，随后占领菲律宾，彰显争夺太平洋的决心，同时在中国推行门户开放，发挥自己在商业方面的优势，规避与其他列强发生摩擦，让自己在华利益实现最大化。王鹏指出：“这一时期，世界基本已经被列强瓜分完毕。所以，美国开始转入‘精工细作’，开发各国商业价值。与同时代的西方列强相比，美国的对外扩张轻土地而重利润，主要体现了美国国内工商、金融等利益集团的诉求。”

　　龚婷认为：“这一时期，美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行为并无本质区别。美国把自己的对外战争包装为出于‘仁慈目的’的‘友好干预’，披上了‘道德合法’的外衣，实质是掩盖其扩张和侵略行为，并透露出‘美国例外论’的优越感和傲慢。”

　　美国动武成瘾还同输出价值观有关。美国一直自诩为“山巅之城”，信奉“美国例外论”，长期痴迷于鼓吹自己定义的所谓“普世价值”，并以此为借口公然对价值观不合的国家实施干涉。对于不屈服于美国淫威的国家，美国常常找借口动武，还拉上盟友“群殴”，并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描述成“正义之师”。正如美国北佛罗里达大学历史学教授戴维·考特莱特所说，暴力是美国历史最根本的问题，也是美国自由和富裕的“阴暗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