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个春日，学校花园里一棵美丽的小树，吸引了我的目光。读了树下的铭牌，我才发现，自己任教20多年的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中文教研室，竟然是一位美国学者创立的。这位叫毕森的美国人，在“卢沟桥事变”前夕到访过延安，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拥有非凡的人生经历。

　　1900年，毕森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一个小职员家庭。192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东亚研究硕士学位后，这个年轻人以传教士身份踏上了华夏大地。他先是落脚于安徽，不久又转往燕京大学执教。

　　在北京期间，毕森积极参与了“反帝爱国”运动，与中国人民一道，反对列强侵略、军阀压迫。不过，北伐战争结束后，这个热血青年却对掌控了大江南北的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了。

　　1928年夏，毕森返回美国，投入了学术研究之路。然而，眼看就要获取博士头衔之时，他却为了养家糊口，放弃了学业，转而到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委员会”就职。

　　上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烽烟四起，内忧外患。隔着浩瀚的太平洋，毕森投来了关切的目光。那几年里，他用笔名和化名，撰写过数十篇文章，赞颂中国工农红军，讴歌史诗般悲壮的万里长征。这些文章均发表在纽约的《今日中国》杂志上。

　　那时的毕森，已然拥抱马克思主义学说了。仅仅纸上谈兵，岂能缓解这位年轻人内心的焦灼？

　　机会降临了。1937年初，毕森以“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远东问题专家的身份，携带妻儿，重返阔别9载的古都北平。

　　那个春天，毕森辗转采访了朝野上下多位举足轻重的角色。国民党要员的强硬态度，令毕森对中国局势忧心忡忡。他渴望着亲赴陕北考察，一睹那片神秘的土地。

　　在老朋友斯诺的牵线下，一次秘密的旅行悄悄实现了。与毕森结伴同行的有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还有《今日中国》杂志主编贾菲和他的妻子艾格尼丝。

　　在延安停留的四天四夜里，毕森采访中国共产党领袖所留下的笔记，对研究中国革命的历程，可谓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参考资料。

　　然而，这些笔记却一直无人知晓。直到整整35年后，借尼克松总统访华之机，《1937年6月：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这本书才于1973年在加州出版。

　　他们在延安究竟做了什么？这本书告诉了我。

　　1937年6月上旬，毕森一行4人乘火车启程。在西安，毕森们结识了瑞典传教士之子艾飞·希尔。这个年轻人开上他的老吉普，带领这4个美国人，前往延安。

　　辗转四天三夜后，毕森们才终于在6月21日的黄昏，眺望到夕阳映照下的宝塔山。

　　“对我们的欢迎仪式，一直持续到夜深人静方才结束。延安给我们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一种异乎寻常的轻松甚至是欢乐的气氛，充溢着整个夜晚。这种气氛所留给我们的感受，是难以言传的，只能去体验。它充满了迷人的魅力，并从此伴随着我们，日益增长。”

　　在毕森的笔记中，留下了那个夜晚铭刻于他心头的震颤。

　　在他眼里，毛泽东是个谈笑风生、机智诙谐、充满魅力的人物。毛泽东竭力劝说司机艾飞，请他留下来，帮助红军培训并管理一所能够修理车辆的学校，可这个小伙子不习惯在黄土高原上生活，谢绝了毛泽东的真诚邀请。

　　几天之后，在返回西安的途中，艾飞却道出了他的观察：“我在中国走南闯北，啥样人没见过？但迄今为止，在我遇到的所有中国人里，只有毛泽东，是能够统一全中国的那个人！”

　　几个美国人不仅参观了“中央党校”，与“抗大”的师生们交流，还挤在战士们中间，观看了文艺表演。重头戏，则是对几位共产党领袖的日夜采访。

　　毕森难掩心头的钦佩。面前这几位壮年男子，衣着朴素，与普通士兵无甚区别，却个个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局势乃至世界形势皆了如指掌。

　　毕森如此描述毛泽东，“他的种种优点和魅力完美地融为一体，再加上他深邃的思想、审慎的态度，竟让人感觉到一种高深莫测。”

　　朱德憨厚的面庞、爽朗的大笑，使人感受到田间老农般的素朴亲切。周恩来坦率回答了各种问题，甚至可以用英文做一些交流。

　　在抗日战争期间，毕森曾公开发表过百余篇水准颇高的论文，因而被视为美国的东亚事务专家中的领军型人物。

　　1938年，毕森的重要著作《日本侵华》一书由美国大出版社麦克米兰推出。书中对“南京大屠杀”残暴事实的揭露，率先于所有西方人的报道。

　　1942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毕森以专家身份重返政坛，进入美国的“战时经济委员会”，承担出谋划策的重要角色。

　　然而，自从毕森秘密到访过延安之后，他被情报部门列为共产党嫌疑，遭到监控。1943年初，毕森在美国国会里开诚布公地赞扬中国共产党，遭到了右翼势力的猛烈攻击。毕森愤而辞职，到学术机构重拾研究工作。

　　二战结束后，毕森到日本从事战后复建工作。他的刚直不阿，加上他鲜明的左翼倾向，再次给他的外交生涯惹下了麻烦。他只得再次退出政坛，转往学术圈。

　　1952年，毕森被迫在华盛顿的参议院接受严苛的聆讯。他撰写过的那些文章被一一翻出，成了“罪证”。年过半百，著作等身，毕森在加州大学的学术生涯就此中断了。

　　为支付儿女上大学高昂的学费，毕森夫妇卖掉了温馨舒适的家宅，搬入租来的狭小公寓。他到一家小书店做了个店员，捉襟见肘、忍辱负重地活着。

　　毕森渊博的学识给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校长睿思留下了深刻印象。睿思十分同情毕森在美国的遭遇，毅然邀请他来加拿大，到瑞纳森学院执教。于是，1969年夏天，年近七旬的毕森夫妇来到了加拿大。

　　1973年，在毕森垂暮之年，当年的采访笔记，终于得以出版了。在书的结尾，毕森倾吐出隐藏了大半生的心曲。

　　“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

　　那是延安最美好的岁月。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屈地奋斗着、坚持着，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

　　留下这部绝笔之作数年之后，1979年7月，“天分极高却命运多舛”的学者毕森，永远合上了双眼。

　　如今，毕森的儿子汤姆已年近九十，在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

　　我采访汤姆时，他说，“父亲在加州大学遇到危机时，曾把他去延安时记录的那些笔记本包裹好，放进一只鞋盒里，藏在了一只木箱底部，上面再压上不同的杂物。他把箱子交给了一位好友保存。”1967年，汤姆在伯克利大学任教时，毕森夫妇来加州探望儿子。他那位好友才把木箱送回毕森手中。

　　“您父亲遭受了这么多磨难，他是否后悔过青年时代选择的道路？”我好奇。

　　汤姆摇摇头。“我父亲终其一生，都坚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尽管他受到了那么多的迫害，尽管后来世说纷纭，他也从未放弃过对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