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疆南部到藏北高原，我在新疆生活了20多年，从而形成了我的写作场域——那片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到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脉和阿里高原之间的辽阔地带。

　　这个场域的形成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1996年7月，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如愿到驻帕米尔高原某边防团当了一名排长。在高原工作近4年，我几乎走遍了每一条山谷。我在高原翻过车，差点送命；因为道路艰险，军马难以前往，我骑着牦牛从红其拉甫到乔戈里峰巡逻——那是中国最长的陆路巡逻线；我和战士们一起守过哨卡——那种孤独感可谓刻骨铭心。在那里，我读到了中世纪波斯诗人萨迪的一句话，他说，假设一个人能活90岁，他应该用30年来生活，用30年来旅行，用最后30年来写作。我深受启发。1998年，我利用去边境采访的机会，走遍了西北近8000公里边防线。2000年后，我又利用采访湘女的机会，去了兵团绝大多数垦区。后来，又自费背包走遍了新疆腹地、云南、川西和西藏。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发现，在学校学到的文学经验要用到写作中，需要从观念回到现实，需要进入凡尘俗世，需要潜入泥土之中。我需要有自己的世界——其中有我熟悉的父老乡亲，有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原、湖泊、河流、雪山；有我自己的变幻风云，冷暖四季；有我自己的写作背景、意象、语调、标点和人物的表情及命运。我还需要找到这个“世界”的基点——一种普遍但并不深奥的价值。我知道，这样的文字才是我愿意落笔的，也才有可能让读者感受到温暖的慰藉或锥心的疼痛。

　　随着我写作场域的逐渐形成，那些已被流沙湮没的故国、曾经在荒原上开垦绿洲的拓荒者、生活在高原上的游牧民、驻守在极边之地的士兵成为我写作的对象。这是属于我的文学王国，寄托着我对世界的浅陋看法。我熟悉那里的一切——从一粒沙到含氧量很低的空气。恶劣的自然环境、严酷的生存条件与人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在其中会有怎样的蜕变？那里的风景是什么样的？这是我希望书写的。

　　在这里，我看待事物的眼光发生了很大改变，我的写作也逐渐变得清晰。如果文字是一群羊，我是一个牧人，我需要寻找到一片新的、丰美的草场。我要为自己，为自己的写作添加一种更重的物质。接近十年的漫游，我把这个广阔的、山脉纵横的、带有传说色彩的地域变成了我视野和心中的“小世界”。

　　记得2006年9月，当我再次回到帕米尔高原时，距我第一次上高原刚好十年。在我离开高原的前一天晚上，躺在塔合曼草原的毡房里，夜晚很安静，可以感觉到慕士塔格峰高耸在夜空之中，晶莹剔透。长期的高原生活曾损伤我的记忆，但在那个时刻，之前高原生活的一切都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一扇门就在那一夜豁然洞开。同时给予我的是一种与其气质和个性相匹配的文字，我只需要把它们写出。这使我不禁潸然泪下，此后，我写了不少高原题材的小说。

　　《白山》这部小说凝结了我前往喀喇昆仑山脉腹地和阿里高原的体验。那部小说的背景其实就放在两者之间，很多故事都是在驻守于喀喇昆仑山口的一个边防连采访到的，还有我在喜马拉雅山下的达巴边防连代职的体验。我的长篇小说《激情王国》《白山》，长篇非虚构《八千湘女上天山》《天堑》《祭奠阿里》，小说集《天堂湾》《父亲的荒原》《银绳般的雪》《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荒漠》，散文集《流浪生死书》等，写的都是我在这个辽阔场域里的见闻和人事。

　　这个地域是我文学创作中的世界屋脊，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我的一个文学故乡。对它的书写使我同其他作家的写作区别开来。人其实是很微小的，把微小的人放在世界屋脊这个宏大的背景中，对我来说，能更准确地感悟出生命的重量，认识到生命的珍贵与无常。

　　我是半个文人，一个士兵。无论是作为文人也好，士兵也罢，二者在我身上已为一体。我相信“墨水的诚实甚于热血”。我也会珍惜笔下“诚实的墨水”，不去浪费一滴。

　　（作者系《青年作家》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