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演的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公映了。从2009年主演电视剧《江姐》开始到今天的十多年时间里，我演过许多角色如江姐、杨开慧、贺子珍、汪霞、龚全珍、高君曼到徐俊雅等，涉及到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中的许多英雄和杰出人物，似乎可以说对于这些红色题材中英雄人物、杰出人物都有过具体的演绎体会，禁不住要问自己，作为一个演员，自己是否真正懂得并准确诠释了英雄人物的境界？是否在这十多年的实践中有了一些关于革命现实主义题材和红色戏剧美学的心得？

　　我首先想到的是2009年主演《江姐》时的体会。当时接到本子后，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去采风、体验生活、研究如何把握角色，其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读懂江姐的内心世界，从表演的角度看，就是表演的心理依据和动机。

　　《江姐》戏剧冲突的重心和高潮在于，1948年6月江姐被捕之际三大战役还没开始，到1949年11月江姐牺牲时新中国已经建立。在这期间，江姐和狱友们面临着生死的考验：一方面，入狱后江姐面对着渣滓洞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只要交出地下党的名单就可以获得自由；另一方面，到最后时刻眼看着解放军就要解放重庆，江姐会死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在共产党取胜形势并未明朗的时候，江姐何以选择坚强不屈，忍受惨无人道的酷刑的？我在采风和读资料时找到了答案：其一是源自她童年的苦难经历，8岁与母亲背井离乡，10岁就在工厂做童工。她对国民党统治的旧社会有切肤之痛的认识，这是情感和立场的生发点。其二是她在学校接受了革命的理论。据狱友回忆，她在狱中能默写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她坚信《新民主主义论》里描述的社会才是穷人翻身得解放的社会，而且坚信这个社会很快就会来临。即使是死在黎明前，她也不会苟且偷生，做任何损害这个事业的事情。

　　重庆渣滓洞，1941年皖南事变后关押过叶挺将军，他在那里写过著名的狱中诗《囚歌》，相信这首诗江姐的原型是读过的。我在这首诗里找到了表演的冲动和依据，完成了演江姐的心理准备。《江姐》这样的红色题材，它的美学特征在于把悲壮和牺牲寄寓到人物的命运中，人物面临着生死的考验，做出了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抉择，而这样的抉择根源于人物的立场、情感和信仰，是共产党人群体精神境界的个体表现，与一般意义上的悲剧和殉道精神是不同的，它具有斗争和革命的内涵。这也是中国特色的革命现实主义题材的特点。

　　十多年里，我演绎了许多红色题材作品和人物，从不同侧面感受到红色题材作品之所以成为红色文化、红色精神的传播者，在于它们传递了一种坚定信念、艰苦奋斗、舍生忘死、敢于牺牲的精神。影视人应该深入系统思考红色题材创作中的戏剧美学特征问题。

　　在演绎《我的父亲焦裕禄》时，我把思考带入和平建设年代，把怎么继承和发扬革命年代的精神作为表演和创作中的课题。我在影片中饰演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首先要读懂焦裕禄。在山东、河南等地的拍摄采风，听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和兰考百姓回忆往事，看相关资料，我强烈地感受到他身上具有的那股劲，正是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心中装着人民幸福和民族解放大业，艰苦奋斗、舍生忘死、勇于牺牲的精神，而他就是江姐们的当代传人。

　　百姓说焦裕禄是好人，因为他是以改变人民群众生活、改变兰考面貌为宗旨的。同事们说焦裕禄好，是因为他严于律己、平等待人。作为焦裕禄的妻子，从不理解到理解，不仅仅是因为对他的爱，还在于理解了他的苦、他的乐、他异乎常人的选择。他放弃了条件相对优越的洛阳，来到了风沙弥漫的兰考；他说服上级让他继续为改变兰考面貌而留在兰考工作；他疾病缠身，仍然念念不忘治风沙治盐碱……面对这些，我表演的内心依据就是演出一个普通妻子的喜怒哀乐，更演出一个杰出人物身边最亲近人物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境界的升华。徐俊雅的成熟与升华，更加衬托和诠释了焦裕禄的不平凡和伟大，折射了焦裕禄精神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焦裕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模范，他的精神风范是共产党人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诠释和演绎这种题材、刻画这种人物、传播这种精神就是革命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实践。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我们的艺术创作应该更积极地去思考和创新，以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红色戏剧美学理念来引导革命现实主义题材的表演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