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秀山下，人民北路和解放北路之间，藏着一栋老建筑——广州中苏友好大厦旧址。它始建于1955年，大厅高23米，6对大柱构成了宽阔的大门。如今，大厦内仍是圆弧穹顶、大理石台阶，二层是一圈环形观展步道，保留着当年的地毯和装饰灯。按照最初设计，这里每天可容纳3万人次参观。

　　1957年4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这则仅200多字的新闻，分量却不小，记录下新中国第一次举全国之力办起的外贸活动——广交会。而中苏友好大厦正是第一、第二届广交会举办地点。尽管这座建筑已变成一处备用的多功能场馆，但当所有灯光重新打开的一刹那，记者仿佛感觉到64年前中国向世界张开双臂的那份暖意。

　　“广交会”的名称怎么来的？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储士家介绍，当年，有人觉得“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念起来有点长，外国人记不住。于是，周恩来总理提议，干脆就叫“广交会”。这一下，缩短的不只是名称，还有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96岁的香港贸易商李欢跟广交会打了一辈子交道。首届广交会，30岁出头的李欢坐着烧煤的火车赶过来，“‘噗噗噗’过隧道，衣服都熏黑了！”一到中苏友好大厦，他兴奋地扎进人群，连领带挤歪了也没注意。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能拿得出手的工业品不多，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土特产和纺织品成了参展主力，可很多好东西还是卖不上价。李欢发现，有一款国产白酒质量上乘，因为使用有砂眼的黑陶瓶灌装偶尔导致渗漏，让国外采购商望而却步。为此，他专程赶赴产地，找酒厂想法子。最终，大家决定改用白瓷酒瓶替换黑陶，材质好、造型美观，在广交会上受到欢迎。直至今天，不少酿酒企业仍喜欢用“白瓷瓶”经典包装。

　　“要是没有广交会这样的平台，好多类似欢叔遇到的难题就不会被发现并解决，做外贸怕是会更难。”74岁的“老外贸”刘碧珍曾担任广交会展览业务负责人，她告诉记者，“1957年，春秋两季广交会的创汇占当年全国的20%；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广交会出口成交额占全国外贸年出口额的比重甚至一度超过50%，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展’。”

　　改革开放后，一大批国内制造企业崛起，开始涉足海外市场，广交会为他们提供了独特机遇。比如，海尔的全球化品牌之路，就始于1988年广交会上一处不足5平方米的摊位。那是海尔头一次参加广交会，展位上只有2个人、2台冰箱。

　　除了为中外客商搭台铺路，广交会还见证了中国外贸结构与质量的巨变：1999年的第86届广交会上，机电产品首次跃升为第一大类出口产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广交会“一位难求”，被视为“中小企业孵化器”；自第101届起，广交会全称改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多了一个“进”字，标志着中国出口与进口发展更趋均衡。

　　1957—2020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了3000多倍，已跃居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广交会规模也从最初的2000多封请帖扩展到每届2.6万家境内外参展企业、覆盖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60多年里，广交会相继在5个展馆举办。先是在中苏友好大厦，接着又在侨光路和起义路的2个陈列馆，后来在流花路展馆才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主场’。2008年9月后，广交会搬到了珠江之畔的琶洲展馆。”储士家说，现在的广交会，已实现综合展与专业展的结合、进口与出口的结合、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相互交汇的结合，“广交会发展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开放姿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写照。”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广交会暂时从线下移到线上。疫情限制住了人流，但限制不住人气，“中国第一展”魅力依然不减。记者目睹了一场原定1小时的采购商沟通会开了两个半小时还没结束，“线上参会注册的邮件验证码可以再简化点吗？”“广交会的会期能不能考虑延长一些？”“广交会今后恢复线下展，线上部分最好还能持续做大”……来自俄罗斯、阿联酋、美国、日本、西班牙等国的采购商代表紧盯着移动话筒，不时看看手表，希望早点轮到自己发言。“在广交会，我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的商品和供应链条，各种档次和价位的都有，这对企业很有帮助。”阿联酋LuLu集团亚斯出口（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西迪克·阿里奎特对记者说。

　　广交会已办了129届，这期间，李欢在香港成了有名的“国产粮油罐头大王”，刘碧珍脸上也多了几缕深浅不一的皱纹，但他们和广交会的缘分越来越深。李欢的儿子接棒父亲，继续“蹲守”广交会。刘碧珍每隔一阵子都会坐半小时地铁来琶洲展馆转上几圈，为后生仔们提些建议。

　　“中国外贸发展跟广交会一样，充满活力。”刘碧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