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回放

　　《红旗谱》以冀北平原锁井镇上朱、严两家三代农民朱老巩、朱老忠、严志和、严运涛、严江涛等同地主冯老兰、冯贵堂父子两代的阶级矛盾斗争为主要线索，通过描写冀中地区农民“反割头税”斗争和保定二师的学生爱国运动，真实反映了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到“九·一八”事变时期中国北方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生动表现了当时北方农村和城市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壮丽图景，展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历程。《红旗谱》被当代文学史誉为“一部描绘农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有一部珍贵的红色经典手稿，该稿分为上下两部，约2360多页，全稿均由右向左竖排书写——它就是《红旗谱》。

　　《红旗谱》是作家梁斌20世纪50年代创作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冀中地区朱、严两家三代同地主阶级的斗争故事，涉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斗争和学生运动的诸多史实。小说中，作者梁斌成功塑造了朱老忠、严志和、江涛、运涛、春兰等一批栩栩如生的从农村出身的革命英雄形象。其中，朱老忠是众多人物中最具特点的一个。他有勇有谋、坚韧不屈，嫉恶如仇、豪爽仗义，正直无私、急公好义。在与地主冯家的斗争中，他逐渐意识到，要想获得胜利，就必须有“印把子”“枪杆子”，只凭一时之勇是于事无补的。在找到中国共产党后，朱老忠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自觉地把个人的复仇计划与整个被剥削阶级的反抗结合在一起，从传统的草莽式英雄成长为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是一个横跨新旧两个时代的农民英雄的典型形象，在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农民的优秀品质。朱老忠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新文学在农民形象塑造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笔者在初中时第一次阅读《红旗谱》，出于对朱老忠的喜爱，读起此书来如醉如痴，拿起便不舍得放下。时至今日，我对朱老忠一直印象深刻。因为在他身上，不仅有坚韧的性格，还有一颗义薄云天、扶危济困、舍己为人的侠义之心。“侠义之心”可谓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精神，他那句有名的口头禅：“出水才见两腿泥”，表现出内心必胜的信念，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1957年12月，《红旗谱》正式出版。因其描绘了壮阔的农民革命历史画卷，塑造了前所未有的现代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体现了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出版后好评如潮。茅盾称其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郭沫若为该书题词“红旗高举乾坤赤，生面别开宇宙新”。

　　以前我读《红旗谱》，读的是铅印本，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以后，我有机会接触到《红旗谱》的手稿。通过手稿，我感受到作家留下的体温，对这部“红色经典”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翻阅全稿，我发现《红旗谱》手稿的样态确实复杂。该稿中既有作家原稿、又有他人抄稿，还有油印稿和复写稿；书写笔迹也达四五种；稿纸既有25×10=250竖排红色格纸、长江日报稿纸、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稿纸、印有“保定文化用品分公司监制”字样的稿纸，还有白报纸和铅印纸。对于该稿，梁斌所作修改较多，有对标点符号的修改、有对人物语言的删减、有对段落的添加等。由此可见，作者梁斌在创作《红旗谱》时的艰辛、认真与严谨。

　　梁斌正式创作《红旗谱》始于1953年。但其实早在1935年，他便开始构思酝酿这部小说。对于创作它的原因，作者曾有过明确说明：“自入团以来，‘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一棵荆棘。二师‘七·六惨案’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二棵荆棘。‘高蠡暴动’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三棵荆棘。自此以后，我下定决心，挥动笔杆做刀枪，同敌人战斗！”这三棵“荆棘”让思想进步的梁斌萌生了要以自己手中的笔为武器，与国民党进行坚决斗争的想法。

　　1935年，梁斌开始创作短篇小说《夜之交流》，小说反映了保定“二师学潮”，对梁斌后来创作《红旗谱》影响较大。1941年冬，梁斌又以一个宋姓老人的人生经历，创作了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在小说中，梁斌塑造了朱老忠这一艺术形象的最初原型。《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比《夜之交流》架构更加丰满，梁斌把故事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高蠡暴动”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这基本上确定了后来《红旗谱》中朱老忠的活动脉络。1943年，梁斌又创作了中篇小说《父亲》。其中，朱老忠的形象不仅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还出现了严知孝这个人物。再后来，梁斌创作的五幕话剧《五谷丰登》和短篇小说《抗日人家》，也都与《红旗谱》有关。

　　这些早期的文学创作，不仅逐渐强化了《红旗谱》中的人物与事件，还一起建构起后来《红旗谱》故事情节的主体方向。

　　到了1953年6月，梁斌正式开始写作自己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红旗谱》。创作伊始，他便完全沉醉在这部小说中。梁斌说：“我的创作欲、灵感升到高潮，欲罢不能。早餐时间已到，我还没有写完一个节目，当我写完一个段落，饭时已过。午餐晚餐无不如此。有时写着写着，想起我还未吃饭，其实两顿饭已经过去了…… ”他每天伏案疾书十多个小时，除了《红旗谱》，他什么也想不到了。

　　梁斌夫人散帼英在回忆丈夫创作《红旗谱》的状态时曾说：“他就像傻了一样，送饭就吃，不送就饿着。不跟人说话，别人说话也不听，但谈起《红旗潜》中的人物时，他马上眉飞色舞起来。写作之后，他脑子仍处在亢奋状态静不下来，除了失眠还是失眠。”

　　《红旗谱》的创作非常顺利，一年后梁斌完成初稿。其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萧也牧和张羽的帮助下，梁斌再次对《红旗谱》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和事件，进行了达十余次的修改。正因如此艰辛地付出，梁斌对于自己的这些手稿视若生命。1976年唐山大地震，天津震感强烈，人们纷纷从屋里往外跑，而从梦中惊醒的梁斌却不顾一切地跑向自己的书房，边跑边喊：“我的手稿，我的手稿！”面对自己满屋的古董字画，梁斌独独只抢出自己的手稿，紧紧地抱在怀中。上世纪80年代初，一位外国收藏家看中梁斌《红旗谱》等手稿，找上门来，欲出10万美元的高价，被梁斌挥手拒绝。1985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成立。为响应巴金先生向文学馆捐赠手稿的倡议，梁斌次年在天津家中将包括《红旗谱》在内的众多珍贵手稿无偿捐赠给文学馆。他希望中国现代文学馆不仅能很好地保存这些文学档案，更希望文学馆能利用好、研究好这些资料，让这些文学档案“活起来”，以发挥它们最大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党的百年风雨历程，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为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这其中，也包含了以梁斌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他们以自己手中的笔为武器，与敌人做着坚决的斗争。他们对于中国革命、中国新文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今天再次面对《红旗谱》的手稿，它不仅将我们与作家以一种文学的方式跨越时空联结在一起，更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作家炽热的情怀、纯真的追求以及作品本身持久的魅力。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馆员，本文配图由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